文化因素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分工的策略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面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调和文化锁定，依然且只能在中国人的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中寻求答案。中华文化思想核心博大精深，历经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隋唐两代三教合一、儒释道共同融合彼此影响，延至宋明理性主导下的程朱理学。一路走来，中华文化领域的精彩观点纷至沓来、层出不穷，一直保留了若干个最基本的属性特质：

　　第一，中华文明在与不同思想体系的矛盾和交流过程中碰撞、彼此借鉴融合，可又和而不同，兼收并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是与时俱进的，是根据经济社会的不断变迁而历久弥新，具有与众不同的旺盛活力。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言，要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

　　第三，中国自古重视文化的实用性和功能，特别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内塑和自我纠正功能，也就是知识分子长期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架构中的国家、集体、个人被有机统一在一起。千年朝代更迭，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共存并立、交融互补，形成了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价值体系，夯实了中华文化独特的根基。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的古老文化文明需要和现代接轨，诸子百家时期的许多理念———仁、义、礼、智、信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引导中国人的为人处事。

　　第四，在中国文化精神理性回归的时代，虽然存在几千年的惯性思维，但是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要更加适应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胸怀天下，古老的东方智慧正在全球化时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四个坚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是对中华思想内核的又一次总结升华，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带一路”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世”“入世”思想不仅可以诠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更能为社会转型期间的价值导向提供重要的依据与启示。具体而言，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入世”观念，在社会中积极实践，寻求功名，一是为满足温饱等个人需求，二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

　　《论语·里仁》也有名句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则是人之所恶也”。孔子本人其一生是在力图实现其政治抱负中度过的，周游列国，共十三载，充分说明了孔子强烈的“入世”态度。而“出世”则是道家所提倡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鼓励人们逃出红尘，归隐田园，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中国哲学思想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人们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寻求平衡，儒家提倡的入世观也在与道家等思想流派相互交融，彼此影响。倡导人们在努力拼搏奋斗的同时拥有一份淡泊自由的心境，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用优秀传统文化调整心态，滋养心灵。

　　当原有的制度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分工深化之时，就需要制度的改革，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过程中遭遇的文化锁定，依然且只能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中寻求答案。社会演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思想紧密联系，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产权结构牵引下，需要逐渐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匹配的新型文化权力话语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社会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的思想基础，是突破文化发展路径锁定，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分工价值链中地位的解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