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北宋最高学府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2亩，三面环水，一面紧邻古城城郭，庄严巍峨，沉稳厚重。书院由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在北宋时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史载“州郡置学始于此”。与北宋同时期多设于山林胜地的其他书院不同，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

　　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2015年3月13日，应天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书院建立初始，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馔堂、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

　　靖康国难时(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应天府书院选址在归德府古城湖畔边，古城有商丘作为华夏之邦商品、商业、商文化发祥地之隐喻。应天府书院坐落在城湖东南角。

　　连接外部环境与书院的是状元桥

　　走过状元桥，就是书院的大门，大门匾额上印着“应天书院”四个字。

　　进入应天书院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前讲堂及东西侧门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因追念太祖，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为应天府，书院被命名为应天书院。受到宋真宗赞赏，应天书院于1009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取得了官学地位，该书院正式被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博涉百家九流之说”。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

　　102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任应天府留守，邀请硕学名儒王洙和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并聘范仲淹为书院主持。由于范仲淹、王洙等人的努力，应天书院声名远播，成为北宋知名学府。1035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正式编入官学系列。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

　　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在四大书院中，因为应天书院成立最早，所以位居“四大书院”之首；应天书院在1035年改为应天府府学，1043年又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高于地方一般的官学，所以，应天书院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便是一所典型的官办书院，这也是应天书院成为“四大书院”之首的另一个理由；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独应天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特别是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应天书院组织较为完备，主讲、助教、说书、讲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各司其事；应天书院与科举关系甚为密切，且教学有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学生“相继登科”，还有不少“魁甲英雄”，这些，也非其他书院所能比拟。

　　1127年，宋高宗赵构于应天府即皇帝位，不久迁都临安（今杭州），书院遂毁于兵火。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但规模大减。1508年，黄河決口，书院遺遇水患。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归德知府郑三復继承范仲淹的治学精神，建范文正公讲院，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在范文正公讲院的基础上建立“归德府中学堂”，书院的历史使命至此完成。

　　应天府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上，其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

　　应天府书院在物质基础支撑、政府倡导支持等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一，商丘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商丘自古为战略要地,它“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所以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为南京,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四京,居于陪都地位。当时的商丘,紧邻汴河,交通发达,隋唐五代以来,商旅辐辏,“实一方之都会”。商丘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易于灌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于农耕,其次，家庭手工业相当发达。

　　第二，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三，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在历史上，应天书院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应天府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有一所书院，一座古城就有了灵气与风韵；有一所千年文化积淀的书院，一座古城就有了文脉和灵魂。即使是复建的书院，但应天书院在历史地位上是不可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