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古墓，清西陵建筑群揭秘

　　由北京房山出京120余公里，便到达距保定市易县城西15公里外的永宁山下。这里是一片层峦起伏的丘陵地带，树木繁茂，河网交错，著名的易水河便发源于此。2200年前的易水河畔，燕国荆轲刺秦临别时吟唱的《易水歌》依旧响彻耳边，诗歌中那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语句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壮士出征前的慷慨悲壮，荆轲永远地离开了易水河畔，但是在他身后2000年的清代，有些人却永远地长眠于此。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选其万年吉地于易县太平峪。此地背靠永宁山，面朝元宝山，周围四面环山，犹如众星捧月一般，古人描述其为“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正是生前万人之上的帝王所青睐的完美风水宝地。在雍正皇帝的精心布局下，南起元宝山，北至永宁山的2.5公里风水线上，建立起一套完备的陵墓礼制建筑，石牌坊、大红门、神道、石像生、碑亭、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宝城宝顶一应俱全。以雍正皇帝的泰陵为核心，聚集嘉庆帝的昌陵、道光帝的慕陵、光绪帝的崇陵、一同构建起一处崭新的皇家陵园，史称“清西陵”。

　　经京昆高速，转112国道进入西陵陵区，远望一片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与陵区外树木凋零的冬日景象迥异，显得异常庄严肃穆。近观这些千姿百态的古树，有的好似张开臂膀，遒劲有力；有的好似举目凝视，矜持有加；还有的好似弓背弯腰，老态龙钟。它们从清代繁衍至今，目睹了王朝的兴衰更迭，是悄无声息的历史看客。这些“历史看客”因“座次”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位于中轴线仪道两侧的被称为“仪树”，位于陵区内漫山遍野的则称之为“海树”。虽然称谓不同，但两者却一同涵养了陵区的一方水土，已然有200余年。当正式踏上中轴线前，要穿过一座宽敞的五孔石拱桥，桥下是拱卫陵园的护城河，虽然仿若保卫京城的金水河，但在高大肃穆的松柏映衬下，桥总有一种通往彼岸的意味。当真正到达对岸时，我们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神奇的现象，当思绪恢复正常时，却又有一个疑问涌上心头，清朝的第五位皇帝——雍正帝既非朝代开创者，又非入主中原第一帝，为何要打破子随父葬的传统，没有跟随父亲康熙皇帝下葬河北遵化的清东陵，而是在此另辟万年吉地呢？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年近花甲的康熙皇帝，第二次废除太子后，九位正值壮年的皇子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加之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6年），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叛变，出兵进攻西藏，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康熙皇帝心力交瘁，不堪应付，加之，官场的集体贪污腐败问题，一齐摆在了雄风不再的康熙面前，老皇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艰难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康熙皇帝虽然一生功勋卓著，但这位千古一帝却并未给继任者留下一份好的政治遗产。当从大争之世中脱颖而出的雍亲王即位后，迫切地希望将其统治之下的官场环境打扫一新，开启一个全新的局面。睿智的雍正皇帝想到了通过改变陵寝制度，向外界传递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更是其改革决心的宣誓。皇家陵寝的修建不仅是皇帝个人的事情，更是关乎政局稳定、人心安定的国家大事。

　　清西陵的建立，也奠定了日后清代皇陵的“昭穆之制”。所谓“昭穆之制”，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于中，始祖之子为昭，居于左，始祖之孙为穆，居于右，再后世以此为序，分列左右。同样，家族的陵墓葬位也以此制度左右排序，若按昭穆之制，雍正皇帝的泰陵本应位于其爷爷顺治皇帝孝陵的右侧。但另立皇陵的雍正皇帝不仅打破了子随父葬的传统，也打破了昭穆之制的古法。这样一来，雍正之后的清代帝王该如何安葬，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既不能得罪于远古祖先，又不能冷落了自己的父皇，好在后来聪慧的乾隆皇帝想出了父子分别安葬于东、西陵的办法，也创造了有清代特色的昭穆之制。但乾隆之后的皇帝，又出现了两对“亲情”父子不愿死后分葬两地，分别是同时葬于西陵的嘉庆与道光父子，同时葬于东陵的咸丰与同治父子。自此，清代皇陵形成了今日东西陵格局：顺治皇帝的孝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慧陵，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雍正皇帝的泰陵，嘉庆皇帝的昌陵，道光皇帝的慕陵，光绪皇帝的崇陵，位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

　　雍正帝建立的西陵在规制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当我们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一座五开间石牌楼映入眼帘，实际上在这座正南向的石牌楼东西两边还有两座“同胞姐妹”牌楼，三座牌楼一同围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空间，在气势上远超清东陵的一座石牌楼。这三座石牌楼的来历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其是被雍正皇帝抢夺自明十三陵，真实性不得而知；另一种说法，他们是蒙古王公贵族为报答雍正皇帝的知遇之恩而出资修建的；还有一种，这三座石牌坊模仿了雍正皇帝即位前居住的雍王府前的三座石牌坊，似乎表达了雍正皇帝想在死后能在此找到回家的感觉之意。我国的牌坊、牌楼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是一种用来旌表节孝的纪念物，后来被广泛地用于宫苑、寺观、园林、街道、陵墓等场所。牌楼与牌坊最大的区别在于，牌楼有斗拱和屋顶，而牌坊没有。由于有屋顶的存在，牌楼显得更加气势恢宏，更有助于烘托所在场所的气氛。从材质上分，牌楼主要有木质、石质、木石、砖石、琉璃等，从形式上分，又有柱头超出屋顶的“冲天式”与普通的“不出头式”。官方建筑之内的牌楼大都是“不出头式”，而民间街道上的牌楼则大都是“冲天式”。牌楼的规模一般根据开间数、柱子根数、顶上的楼数，称其为“几间几柱几楼”，像清西陵的这三座牌楼就称为“五间六柱十一楼”，这种规模的牌楼一般是皇家古建筑专属，普通人无法企及。此外，石质的牌楼上，大量龙与瑞兽的雕刻栩栩如生，表明了主人的天子身份。

　　石桥与神功圣德碑亭

　　中轴线上的三股条石，穿过石牌楼，中心透视的焦点汇聚在远处大红门门洞里，那是整个陵区的正门。湛蓝的天空下，黄琉璃瓦顶，朱红色墙身，再配上高低起伏的绿植，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与和谐，符合陵墓建筑的性格。大红门最独特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建筑前一对白石麒麟兽，这种神兽在清东陵与十三陵中均未出现，是继三座牌楼后又一处突破规制的地方。为何本应是一对石狮子守卫的大门，却让位于一对麒麟，这其中的缘由要从麒麟的特点说起。传说麒麟分公母，外形集狮头、鹿身、龙鳞、牛尾于一身，声如雷，口吐火，寿命可达2000年，是神话中与龙凤齐名的灵异之物。麒麟不仅可以驱邪除魔，镇宅避煞，而且其性情温和，保护弱者，是一种难得的仁义之兽。麒麟的这些性格特点似乎正好呼应了雍正皇帝惩贪除恶，造福于民的施政理念，所以麒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青睐，由其负责守卫清西陵的大门。

　　神功圣德碑亭四角华表上的望天犼

　　进入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与石像生群最为引人注目。高大方正的神功圣德碑亭为重檐歇山顶，红色的墙壁上四面开门，碑亭内有两座巨大的石碑，石碑的阳面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了皇帝的丰功伟绩。石碑下压着两只似龟非龟的神兽，似乎比碑文更吸引人们的目光，它们的头奋力前伸，四肢艰难的支撑着背上的大石碑。神兽们那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形态通过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法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感染着所有在其旁凝神注目的人们。

　　这两只神兽大有来头，名曰赑屃，是龙生九子中的第六子，赑屃长着龙一样的头颅与龟一般的身躯，性好负重，故我国大多数石碑都是由其来背负，在我国宗教、礼制、皇家等建筑中，只要有石碑的地方就经常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由此可见，赑屃也是一种“出镜率”比较高的神兽。这一路走来，前有仁义之兽——麒麟，又有负重神兽——赑屃，他们都是神话中的动物，而接下来出现的石雕就是我们常见的人和动物了。在神功圣德碑亭后的神道两侧，站立着五对石像生，分别是文臣、武将、马、大象和狮子。石像生模仿了皇帝生前举行重要仪式时文武百官列队御道两侧，以及将驯养的野兽同时放在御道两旁，以壮皇威的情景。

　　设置石像生的做法始于秦汉，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沿用，但数量和种类却不尽相同。在修建泰陵之初，雍正皇帝出于逊避祖制的目的，不愿意让自己的陵墓等级超越他的父皇，所以并没有设置石像生。可是在乾隆皇帝即位后，国家财力强盛，又加上乾隆喜欢气派，十分渴望在自己的陵前也修建石像生，但是，乾隆皇帝也十分担心世人指责自己超越祖制，不孝顺祖先，睿智的乾隆皇帝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先为自己祖父康熙皇帝的景陵补建了石像生，后又为自己父皇雍正皇帝的泰陵补建了石像生，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陵寝修建石像生了。这种迂回的做法虽然在规制上完美解决了问题，但终究违背了雍正皇帝生活节俭、逊避祖制的初衷。

　　石狮、石象

　　神道虽然还没有终结，但随着走过石像生群，穿过一座华丽大门，各位皇帝的归宿也就在此分道扬镳了。这座门叫作“龙凤门”，也是石牌楼的一种，称之为“六柱三门四壁三楼顶”，这座石牌楼与入口处的石牌楼最大的不同是多了四面黄绿琉璃构件组成的精美墙壁，雍容华贵的皇家用色，经久不退的上乘琉璃，冲天柱头的祥云图案，梁枋上配以三座火焰雕刻，一同组成了整个陵区最美的大门。

　　在龙凤门之后，各帝陵犹如树木的枝干一般，从主神道向两侧伸展开来，每一支有一组独立完备的建筑体系，分别是神道碑亭、隆恩门、隆恩殿、琉璃花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由于雍正皇帝的泰陵是整个清西陵的核心，所以泰陵的建筑群依然在主神道上继续延伸着。这些相似的亭、门、殿、楼的反复出现，看似单调无味，但一路走来，却鲜有枯燥之感，这就要谈起礼制建筑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通过门、亭、殿、阁等的排列组合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例如，不同种类建筑的排列组合，可以使身在其中的人产生变换的心理感受，而相同种类建筑的排列组合，可以使人们的感觉重复加深，除此之外，反复运用不同与相同的排列手法再配合不同时空下不同体量大小的建筑，也尽可能地避免了多进建筑的单调感，更维系着一种新鲜感与神秘感。

　　龙凤门后的第一座建筑，又出现一座碑亭，称之为“神道碑亭”，但此碑亭非彼碑亭，这座碑亭的体量明显小于之前那座神功圣德碑亭，虽然外形与之相似，但亭内的石碑却只刻着雍正皇帝的谥号和庙号，所以这座碑亭又叫做谥号碑亭。谥号是中国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给予的含有褒贬意义的称号，庙号则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例如雍正皇帝的谥号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为清世宗，雍正实为年号，后来代指皇帝本人。由于每位皇帝的谥号和庙号不同，所以从神道碑亭开始，每位皇帝将拥有一组专属于自己的建筑群，这也是泰陵、昌陵、慕陵、崇陵各陵分立门户之始。由于皇陵是皇帝本人的最终归宿，所以每座皇陵的主人都极尽能事地力求自己陵墓尽善尽美，也因陵墓主人的个人意志而使每座陵墓之间的建筑有所差别。在此，挑选两座有代表性的皇陵来对比介绍不同陵墓的特点。对象之一选择了清代国运上升时期的雍正帝泰陵，对象之二选择了清代由盛转衰时期的道光帝慕陵，两座不同国运期的帝陵对比可以使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清代皇陵的变迁。

　　慕陵的神道碑亭

　　清代皇陵的营建思想继承于明代皇陵，贯穿于我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陵墓观念也因此得到了忠实的体现，在这种观念下，皇帝生前在皇宫中“前朝后寝”的生活起居在陵墓中也得到相应的反映。虽然没有紫禁城中前三殿、后三殿那般豪华的配置，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清西陵中的泰陵以中部的琉璃花门为界，前部的隆恩门、隆恩殿为前朝部分，后部的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为后寝部分。前朝中隆恩殿是整个陵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隆恩殿在明代称之为祾恩殿，“祾”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取“罔极之恩”之意，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到这里祭祀可以得到先帝的护佑，恩德是没有极限的。隆恩殿内常设有神龛与皇帝的牌位，所以隆恩殿实质上就是一座享殿，是陵墓主人接受后世祭拜的地方。后寝中最高大的方城明楼与宝城宝顶是一组建筑，因其位于地宫的上方，所以也是地面建筑中最神秘的地方，方形的城台上建有明楼，楼中立有庙谥碑，作用相当于墓碑。

　　在方城明楼之后，由黄土夯实而成的巨大地宫穹顶被称为宝顶，宝顶周围围绕着椭圆形的城墙被称之为宝城，坚固的宝城宝顶一同构成了护卫雍正皇帝灵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泰陵地面建筑的收尾之作。环顾清代各皇陵，从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因为遵循祖制，各皇陵的规制大体相似，每到一处，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如果身处道光皇帝的慕陵之中，却又总有一种满满的新奇与异类感充斥其间。

　　首先，慕陵裁掉了一些建筑，例如，宝顶上方没有建造方城明楼与宝城，去掉了二柱门与石像生。

　　其次，缩小了建筑规模，隆恩殿由五开间减为三开间，重檐改为单檐，内部不绘彩画，神道也不与主神道相连，等等。

　　为何慕陵会呈现如此面貌，这还要从陵墓的主人——道光皇帝说起，提起道光皇帝，人们总是将节俭与他联系起来。他不蓄私财，停止了各省的进贡，他甚至穿打补丁的衣服，饮食上也追求节俭，生活也十分朴素。但就是这位节俭皇帝做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按照祖制，道光皇帝早在清西陵修建慕陵之前，已在遵化清东陵的宝华峪修建了一座皇陵，并将自己病故的皇后葬入其中，但之后发现地宫漏水，道光皇帝龙颜大怒，遂废弃了宝华峪皇陵，重新在易县清西陵龙泉峪另建新陵，前后历经15年，花费440万两白银，居清代各皇帝之首。也许是花费颇巨，道光皇帝内心不安，故自行缩减了皇陵规模。看似处处缩水的皇陵却另有玄机，那座三开间的隆恩殿居然使用了清一色的金丝楠木，奢侈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此外，1840年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迫使清帝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也使道光皇帝成为第一位割地赔款的大清皇帝。自觉无颜面对祖宗，故而不设神功圣德碑亭，但他却交代儿子咸丰皇帝可将生平事迹记载于神道碑亭的庙谥碑后。这种种事迹，让后人看待这位节俭皇帝的时候又不得不加上表里不一的评价，着实令人唏嘘。

　　夕阳西下，走遍一座清西陵，尽观半部清代史，这些时间永远定格的建筑见证了清朝曾经的辉煌与最终的衰落。每一座皇陵都是一位帝王意志的体现，或是任性、满心欢喜，或是失意、身不由己，但这些建筑讲述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等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