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青铜爵的秘密，它到底有何用途？

　　青铜爵上的“爵柱”格外引人关注，更为其增添几分神秘色彩。我们在影视、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爵的身影，但在其中爵的适用年代和功用多张冠李戴、荒诞不经。那么青铜爵到底是作何用途？爵柱的意义在于实用还是象征？

　　青铜爵是夏商周三代酒器组合的核心，作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到西周中晚期逐渐消失。《说文·鬯部》：“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

　　青铜爵的形状一般为前有流，即倾倒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口，一侧有鋬，与连接流尾的轴线成直角，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双柱与单柱皆有，以双柱为多）。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爵柱”究竟有何功能？学术界众说纷纭，迄今未有定论。

　　以往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关于爵柱的功能，以往有这样几种观点：

　　用于控制饮酒节奏。段玉裁注《说文》“爵”字云：“古爵之存于今者验之，两柱拄眉而实尽。古经立之容不能昂其首也，不昂首而实尽，取节于两柱之拄眉，梓人谓乡衡者如是。”爵柱在实际

　　使用时碍眼受掣不可取。爵柱高度不尽一致，早期青铜爵无柱或矮柱。而且柱在流与口之间的位置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对于爵柱功能的这一观点已为当今学者摒弃。

　　用于滤酒。傅晔先生在《金爵新论》一文中提出铜爵滤酒之法。在流床上放置装满酒醪的滤袋，两端有套环分别套于柱茎及流身上，左手紧握爵腹，以右手掌压榨滤袋，滤出的酒浆即沿流床流入爵腹。待滤出大半酒浆之后，滤袋已低于流身两边口沿，手掌无法压下，改用拇指，食指或中指压袋，至酒浆出尽为止。此说中滤酒的方法颇多想象，但无证据可循。何况爵用于滤酒过于烦琐，何不另择它器统一过滤后再分爵而饮呢？

　　用于提移。贾洪波先生在《爵用新考》一文中认为，随着铜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加热煮酒，人们便想到何不利用柱来提持受热后的爵器呢！于是就有了柱的加高、形制的实用化和美观化。可用筷子揢夹柱茎以提移加热后的爵器，只是工具不必只限于筷子。提移之说是建立在爵煮酒受热的基础上的。李少龙先生在《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中驳斥道：“以爵器身之小（通高以20厘米左右者居多）、三足之短，是否确实便于就火加热？次就其烟炱痕迹而言之。在考古发掘中，确有部分有炱铜爵出土，这无可否认。但就目前情况看，此类铜爵当不超过20件。区区20来件有炱铜爵，其总数尚不及出土铜爵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如爵为日常之煮酒器，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铜爵为何并无烟炱痕迹？且以爵器身之小、三足之短，烟炱又何以仅留于器底而不及器身？”此说言之有理。那么，如果爵没有受热，又何须夹柱提移？即便提移，从柱在流口之间的位置来看，夹持中也必然重心不稳，那么出于提移目的而设计出爵柱实在算是失败的创意。

　　想要相对准确地了解爵柱的功能，我们的视角不能仅限于爵，还须与爵形制相似的其它铜器进行比较，比如铜斝、铜角。铜斝一般被认为是温酒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流行于商代与西周早期。与爵柱的进化一样，斝柱也是不断膨大起来的，而且两类器物上的柱形制非常相似。如果爵柱有节制饮酒、提移等功能，那么斝柱又当如何解呢？斝非饮酒器，无须节制。斝是温酒器，如果因其温酒导致器身烫热而设置斝柱以供提移，那么爵上又何须再铸柱呢？然而斝柱在斝身上的位置显示倘若柱用于提移，重心同样不稳。因此，斝柱与爵柱一样，应当不具备上述实用功能。

　　爵柱功用的礼仪与象征

　　鉴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不妨从礼仪、象征的角度来思考爵柱的功能。《礼记·礼器》：“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散即斝，王国维《说斝》文曾对此详细考证。与爵、斝在器形上相似的还有角，角亦为饮酒器。《礼记·礼器》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从文献记载来看，爵的地位较高。爵不仅是器物，还是爵位的象征。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由人所造，人在造物时，也将自己所在群体中存在的等级观念也给予了器物。与爵相比，斝的地位次之，角又次之。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远少于爵、斝。角无柱这个细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柱”的存在与“崇高”有关？角与地位低者相对应在器物上的一个表现便是角无柱。当然斝也是有柱的，文献反映它也与卑者相应，又当如何解释呢？我的理解是，爵柱可以用于反映“崇高”这个特征，但与人群的社会地位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卑者举角，角无柱这一特征只是我发掘爵柱具有“崇高”这一特性的线索之一，下面我将从其它证据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从爵柱的进化史来看，二里头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类似于柱状的“铜疙瘩”。商早期，流与口之间开始出现短柱，耳在一条腿上。商中期后，爵演变为圆身、圆底、流口增高，三足粗实且棱角分明，器身加厚，柱身加长，柱上出现伞形高帽。柱由流口交界处向耳上移动。可见，爵柱经历了一个不断“发育”的过程。伞形或菌形帽的设计使得爵柱变得美观华丽。在直观的视觉效果上，爵柱给人以一种“高而上”的感觉，爵从上至下，柱—口—腹—足，可谓“顶天立地”。两个高挺的爵柱有一种后世宫殿、陵墓前“阙”的“即视现象”。一言以蔽之，爵柱的设置很好地体现了美术史家巫鸿先生提出的青铜器具有的“纪念碑性”。特别是那些刻有铭文的爵尤其能体现这一点。商周铜爵铭文多铸刻在爵腹上，也有不少就铸刻在爵的双柱之上。从长时段艺术史的角度看，爵柱上的铭刻可谓后世石碑、石柱上刻字的先声。

　　爵柱所具有的“崇高”性还可在与其它铜器上的形制比较中进一步显现。在青铜容器，如盉、卣、觯、罍、彝、壶等器上有一种盖钮帽：盖呈屋顶状，钮在中间突起。这个钮的形制与爵柱、斝柱在外形上其实非常相似，设计者不甘心盖子是一个“秃宝盖”，必要在中央位置弄出一个尖突来。这种设计源远流长，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诸玉器形制与纹饰上频繁可见的那种“介字型”设计，下可延续到中国古建筑中的大屋顶。对于这种介字型设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认为它象征着某种力量或能力正在涌动或行将萌出、迸发的动态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认为是天盖的象征。又如铜器上的龙形雕像或纹样，必然突出龙的角，龙角即尺木，东汉王充在《论衡·龙虚》中提及“龙无尺木，无以升天”。那龙角也是“高而上”的，甲骨文中的“龙”字必然突显龙的角，“爵”字亦然。以上种种均说明龙角、爵柱这类“高而上”的细节，正是器物本身的“个性刺点（PersonalityPunctum）”。

　　此外，还有一项证据可以反映爵柱的礼仪功能。根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有一种和煮香草而成的香酒，祭祀时供神主嗅其香味。根据段玉裁注《说文》可知，这种香酒名“郁鬯”。《说文》：“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将此种酒置于爵中，用以降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先生在《郁鬯索考》中指出，郁鬯当是夏商周时期一种最高礼遇的、具有致幻作用的酒，不论是用于人还是神，都表现出一种高等级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爵既然是高等级的铜器，爵中之酒又具有降神的功能，那么将爵柱的功能与此相配并不为过吧！

　　基于上述讨论，我认为在现有的证据中，爵柱的实用功能十分模糊，可有可无。所谓“可有”，如上所述，若利用爵柱来滤酒或者提移，虽难言其错，但并不合理。若将这类功能说成是古人设计爵柱的初衷，未免是在误解商周时期设计者的创意。所谓“可无”，是说滤酒或提移这类功能根本不是必要的存在，都是可以被代替的。反之，爵柱的功能可以是礼仪性的，如“高耸”在爵口之上的双柱、华丽的菌形或伞形帽、帽上的涡纹、柱上的铭文。整体视之，便可体会到爵柱所具有的“崇高”性，堪称交接天神的“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