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 见证中国考古学的转型

　　今年，是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一个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既是中国考古学长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转型嬗变的一个缩影。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样的学术史认知框架：中国考古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至今，不到100年的探索史经历了物质文化史的重建和古代社会的复原两个阶段。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界，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

　　这种转型，既与学科内部从考古资料积累起步、建构最基本的时空与文化谱系框架的基础作业到深入研究的渐进过程有关，又与国家不断发展逐步融入全球化大潮的社会转型具有相当的同步性。

　　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起步于1959年，60年中的前40年(1959—1998年)，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普遍认可。这是日后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础。至于大型宫室建筑、铸铜作坊和贵族墓葬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和揭露，则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早期大型都邑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与此同时，在本土学者进行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研究实践中，有一种现象颇具兴味。那就是，在考古材料还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考古学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发现的历史学解释上，集中于大型聚落与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城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族属、王朝发展阶段的比附对应上。同时，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学者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数据的不断推出而校正甚或改变观点，展开新的讨论。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

　　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就是将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通过细致的工作，为年代学、经济与生业形态、成分分析及工艺技术、地貌环境与空间分析等提供可靠样品与精确信息，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注重聚落形态探索和多学科合作研究，构成了世纪之交以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的两大特色。

　　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集中体现在，基本廓清了二里头都邑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过程，确认了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在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主干道网、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和珍贵遗物。进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田野工作理念及重心的转变、综合研究中呈现出的新态势及考古报告编写模式的变化，都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正是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向社会考古学为主干的新阶段转型的一个缩影。在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基础的二里头文化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以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考古学探索，无疑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界出现的新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成为相关学术讨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理论方法论探讨，显现出考古学人的科学自觉。作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遗址，二里头将在新时期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洪流中，彰显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