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官制度与古代建筑的发展

　　工官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与官本位体制的产物。工官是城市建设和建筑营造的具体掌管者和实施者，对古代建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唐长安城观考

　　自周至汉，国家的最高工官称为“司空”。据东汉马融的解释，司空“主司空土以居民”，因此可以认为是因主管人居空间而得名的。汉代以后，司空成了一个不做实际工作的高位空衔，代之而起的是“将作”，由他“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秦至西汉，称为“将作少府”，东汉以后改称“将作大匠”，唐宋则称“将作监”。大匠和监的副手称为“少匠”、“少监”。

　　隋代开始在中央政府设立“工部”，用以掌管全国的土木建筑工程和屯田、水利、山泽、舟车、仪仗、军械等各种工务，其职务范围比“将作”广泛得多。但遇有皇室工程和京城官府衙署的建造，仍下达于“将作监”或“少府”承担。明清两朝均不设“将作监”，而在工部设“营缮司”，负责朝廷各项工程的营建。清康熙以后，则在内务府另设“内工部”（后改称“营造司”），承担清代特有的大规模行宫和苑囿的建造。

▲图为清代宫廷园林——颐和园

　　“工官”集制订法令法规、规划设计、征集工匠、采办材料、组织施工于一身，实行一揽子领导与管理。

　　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有作为的“工官”，较为突出的如：

　　隋代宇文恺——曾任营宗庙副监、营新都（隋都大兴城，后即唐之长安城）副监、仁寿宫（后即唐之九成宫）监、营东都（洛阳城）副监、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职。从他所任职务可看出：隋代东西两大都城的规划与营造，宫室、宗庙的兴建，几乎都出自他之手。

　　而大兴城的规划是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成功范例之一。他还用1/100比例制作“明堂”的图样和木模型送朝廷审议，当时隋炀帝已批准其方案，后因征伐髙丽而停建。

　　有趣的是，他设计的“观风行殿”（隋场帝为了北征时谙耀于戎狄，令宇文恺设计了一座可坐千人的大帐，又设计了一座有轮子可推行的“行殿”，殿上可容数百侍卫），结果是“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

图为大明宫效果图

　　宋代李诫——以父荫进人仕途后，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由主簿做起，提升至丞（中层官员），再升至少监及监（副首长及首长），毕生16次提升，多是由于工程实绩，所以富有实践经验。

　　他经手的工程有王府、辟雍、尚书省署、太庙、龙德宫、朱雀门、景龙门、开封府署、钦慈太后佛寺、棣华宅、军营等。他的突出贡献在于编修了《营造法式》一书（每年必考知识点），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共3272条，都是可以操作的实际经验总结，并附有大量精致的图样，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宋代官式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状况。

▲图为营造法式

　　明代蒯祥、徐杲等——明初迁都北京，嘉靖大兴土木，由此造就了一批工匠出身的工官，蒯祥和徐杲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二位。蒯祥是苏州吴县人，随其父为木匠，永乐时参与宫殿、长陵的兴建，后又负责宫中前三殿、献陵、裕陵、隆福寺等的工程。因工程实绩而被提升为工部侍郎（三品官h徐杲也是木匠，嘉靖年间，参加北京前三殿和西苑永寿宫的重建，大显身手，得到明世宗的赏识而直接提升为工部尚书（二品官），是明代匠人中提升官位最高的一员。

　　中国古代建筑实际上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在工官掌管下建造的官式建筑；另一种是各地自主建造的民间建筑。前者的设计、预算、施工都由将作、内府或工部统一掌握，不论建筑物造于何地，都有图纸、法式和条例加以约束，还可派工官和工匠去外地施工，所以建筑式样统一，无地区的差别性。

　　由于人力、财力和技术的集中，这些建筑能反映当时全国的最高技木和艺术水平。后者则由各地工匠参与设计并承担施工，因地制宜，建筑式样变化多端，地方特色鲜明。两者之间虽然也有某些联系与影响，但基本上是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正由于此，才成就了我国古代建筑丰富多彩的总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