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五方佛曼荼罗及其在建筑空间中的运用

　　本文系统考察了永乐大钟梵字铭文中作为核心的两组五方佛曼荼罗，以及寺院建筑中此类曼荼罗的运用。通过梳理曼荼罗图像表达和意义构建在法器和建筑中的同构关系，展现出明代早、中期北京及周边汉地佛寺中符号运用与空间设计的体系化特征。同时，通过永乐大钟悬挂结构之上曼荼罗诸尊的体系化组织及其与建筑空间和使用功能相适应的方位调整，归纳出上U形环可能存在的安装错误。根据钟顶内壁曼荼罗的空间构成，总结了大钟各组成部分的一体化设计特点。

　　关键词：永乐大钟；曼荼罗；五方佛；空间意义；梵文

　　1.引子\1.1.永乐大钟及其研究概况

　　永乐大钟通高6.94米，口径3.3米，由成祖时期重要人物姚广孝监造。01此钟约铸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现藏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坐北朝南的大钟楼内。永乐大钟整体分为悬挂结构、钟钮和钟体三大部分。悬挂结构上U形环置于悬钟梁上，下U形环承托钟钮提梁，二者通过南北两向的连接销相互结合，连接销两端的小如意头（C）与上U形环端部的大如意头（D）上下相对。钟体自顶部至底部渐次敞开，其口沿呈波形，设八耳（图1）。

图1/永乐大钟基本构成与梵字铭文分区示意

　　大钟内外表面遍铸梵、汉铭文。梵字铭文均取兰札体，以硕大的字体、丰富的内容和体系化的布局显示出其重要地位。此类铭文分置于悬挂结构（A-H）、钟顶外壁（I-K）、钟顶内壁（S-X）、钟裙两侧（L）、荷叶边（M-Q）、口唇边（R）6个区域内。其内容以五方佛曼荼罗为核心，以各类真言、种子字为主体，多数按梵字书写格式，依左起横列之序排布（附表1、附图1-3）。

附表1/永乐大钟梵字铭文内容简表（标*号者与《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差异较大或被遗漏）

　　注：1.六字总持咒（G2、X2）在《大乘经咒》之《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中，作为各句起始而大量出现。因其与作为加持的三字总持咒相仿，故暂拟此名。2.五字总持咒（X3）在《准提净业》中，为依次排列的净法界真言，以及护身真言、一字大轮咒、普礼真言之核心梵字。其构成与前咒相近，故拟此名。3.福德咒牌（W4）在铭文中略有模糊，但参考法海寺大雄宝殿彩画中的相同咒牌可知，乃福德和吉祥尾字的组合（lak?mī?uva?）。此处与吉祥咒牌（W2）呼应，取其意译。

附图1/永乐大钟悬挂结构铭文布局示意

附图2/永乐大钟钟顶外壁、钟裙两侧、荷叶边、口唇边铭文布局示意（荷叶边及口唇边依身处钟内的参礼者视角）

附图3/永乐大钟钟顶内壁铭文布局示意

　　永乐大钟所涉梵字已经过多方探讨。03高凯军等整理了此钟自铸钟厂铸成后（永乐十八年/1420），初悬于汉经厂，后迁至万寿寺（万历五年/1577），并于清代移入现址觉生寺（乾隆八年/1743）的经历，并提出铭文内容显密结合、布局注重东向的特征。张保胜进一步对铭文内容及含义加以考释，但存在少数遗漏和失准，且原拓片个别方位标记有误。高山杉、廖旸则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本文基于现有成果，根据实地考察和实物比较，对梵字铭文进行了完整解读。以此为基础，尝试考察铭文所涉曼荼罗的空间布局及其与明代系列建筑的同构关系。

　　1.2.五方佛曼荼罗的基本构成

　　明代早、中期北京及周边地区寺院的法器和建筑中，五方佛曼荼罗的运用较为普遍。仅在北京地区现存者，即有真觉寺、智化寺；西山法海寺、承恩寺等。其类型主要包括示现诸尊画像的大曼荼罗、以三昧耶形表达的三昧耶曼荼罗，以及通过种子字表达的法曼荼罗，其中法曼荼罗的运用最为广泛。

　　此类曼荼罗诸尊的基本构成相对一致，多含五方佛、四佛母和四天王。五方佛包括中央毗卢佛、东方不动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成就佛，分布于中央和四正方位。四佛母包括佛眼佛母、麻麻吉佛母、白衣佛母、救度佛母，分布于四维方位。四天王依次为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普遍分布于四隅。

　　就五方佛曼荼罗的通行模式而言，则居中的毗卢佛面东而坐，其前方为东方不动佛（图2.1）。周边诸尊均面朝主尊，按各自方位顺时针排列。四方四佛自毗卢佛前方的东方不动佛起始，四维佛母则始于东南（Ⅰ-Ⅳ）。四天王自东北向起始，多按东南西北之序，部分则依南北西东四大之序。04然而在方位受限的建筑空间内，随着影响因素的增加，诸尊布局往往会对通行模式进行调整。

图2/五方佛曼荼罗的通行模式及其调整（1.通行模式；2.永乐大钟上U形环曼荼罗与四天王种子字的组合及中尊面北做法；3.中尊面东做法；4.中尊面南做法）

　　2.永乐大钟曼荼罗的体系化组织

　　永乐大钟梵字铭文中的五方佛曼荼罗包括两组（A、S），分置于悬挂结构上U形环顶部和钟顶内壁中央，均为法曼荼罗。两组曼荼罗所处的位置凸显出其核心地位，部分关联性内容更将相对独立的悬挂结构和钟体联系起来。无论两组曼荼罗本身，抑或与之匹配的种子字和真言等在布局和朝向上并不统一，均存在因地制宜的变化。

　　2.1.外部空间的五方佛曼荼罗\2.1.1.曼荼罗朝向的倒置

　　永乐大钟悬挂结构上U形环顶部的五方佛曼荼罗（A）尺寸较小，包含五方佛和四佛母两类元素（图3、附图1）。05如对上U形环进行整体分析，就会发现其端部如意头背面另有一组尺寸较小的四天王种子字（D7-D10）。将曼荼罗诸尊与四天王种子字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诸尊的相对位置与通行模式一致，所处方位则有所差异（图2.2）。

图3/永乐大钟悬挂结构曼荼罗与两组四天王种子字的关系

　　在相关文献中，五方佛曼荼罗的中尊普遍居于正向，即毗卢佛面东而坐（图2.3）。07在坐北朝南的建筑物中，中尊则多数面对南向的入口（图2.4）。与通行模式相比，相当于根据建筑群南北纵轴的限定而将东西朝向的曼荼罗整体调整为南北朝向。此时毗卢佛如造像般面南而坐，四佛方位则与通行模式有别。

　　从现状来看，永乐大钟悬挂结构曼荼罗中央的毗卢佛面北而坐，与通行做法上下颠倒，显得颇为特殊。根据大钟历史上的数次搬迁推测，上U形环目前被错置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出现错置的时间，可能在大钟初悬于汉经厂时，因缺乏监督而产生；亦可能在移至万寿寺或觉生寺时，因搬迁时的失察而导致。

　　2.1.2.上U形环反向悬挂的可能性

　　永乐大钟最初的悬挂方位已然失考。所幸需要组装的上U形环、下U形环、连接销、钟体4类构件中，除连接销外（其两端铭文内容相同），余者均在梵字铭文中呈现出对方位的重视。通过此类铭文的分析，便可对其初始设计加以考察。

　　就钟顶外部空间而言，与曼荼罗匹配者除上U形环端部的一组四天王种子字之外，在钟钮底部另有一组小尺寸的四天王种子字（K，图3）。上下两组种子字的重复设置，无疑可以充当安装过程中的提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错置。将悬挂结构与钟钮的两组四天王种子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刚好相差180°。因钟体所悬方位无误（详见下文），故上U形环在安装时应被误转了180°。另一个证据是上U形环两端如意头正面的真言。其中一组吉祥赞（D2）被一分为二、分置于南北两向（附图1）。目前其前半部分设在北向，后半部分反置于南向，同样有悖常理。

　　如将永乐大钟上U形环回转，则上述问题均可迎刃而解。首先，顶部曼荼罗中央的种子字如面南而坐的造像般与自南向进入钟楼、面北而立的参礼者相迎。其次，与曼荼罗匹配的两组四天王种子字得以上下统一。最后，如意头正面吉祥赞的前后设置也更为合理。

　　2.2.内部空间的五方佛曼荼罗\2.2.1.五方佛曼荼罗的整体组织

　　永乐大钟钟顶内壁的五方佛曼荼罗（S）同样由五方佛、四佛母和四天王组成，在布局上则有所变化。此曼荼罗位于重要性突出的钟体顶部，其梵字硕大、装饰华丽，为全钟构成的基础。然而，钟顶因铸造之需所留的孔洞却造成了中央毗卢佛种子字的缺失，似乎影响了曼荼罗的完整性（图4）。

图4/永乐大钟钟顶内壁曼荼罗及其与两组四天王种子字的关系

　　如对永乐大钟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便会发现曼荼罗中至关重要的毗卢佛种子字（E）并未消失，而是设在了下U形环底部中央（图1）。此组曼荼罗唯仰望方可见其全貌，且与建筑群的南北纵轴形成了良好的适应关系。这一整体性的设计颇为独到，不仅使参礼者仰望之曼荼罗完整无缺，而且将大钟的各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

　　与钟顶曼荼罗匹配的四天王系列依旧包括两组，同样采用硕大而突出的字体。其一位于钟顶内壁四隅（V）。设计者巧妙利用钟钮与钟体结合点的凸起部分，设计了一组小曼荼罗，分别由各天王种子字与其心咒组成（附图3）。其二位于钟裙两侧（L）。钟裙纪年牌与撞钟座东西相对布置，四天王种子字即设在其上方。

　　2.2.2.五方佛曼荼罗的布局调整

　　永乐大钟钟顶五方佛曼荼罗内，除中尊之外，四方四佛、四维佛母，以及与之匹配的两组天王皆依序逆时针排列。无论在相对位置，抑或所处方位上，均与通行模式的镜像完全一致。对面北而立的参礼者而言，恰如星图般南北互换。这样的做法弱化了铜钟内外表面之间的阻隔，仿佛将天界诸尊展现在参礼者面前。由此可以推测，钟体目前所悬位置当与原设计相符。

　　事实上，永乐大钟钟体下部的钟裙东向设有一枚重要性突出的“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纪年牌（图1）。汉字纪年牌的提示，遂使关键性的钟体在安装过程中不易错置。值得注意的是，钟体上下两组天王布局的统一不仅显示出铭文设计的内在逻辑，而且表明与上U形环曼荼罗匹配的两组天王在原设计中亦当布局一致。由此可见，上U形环错置的可能性更加显著。

　　钟顶五方佛曼荼罗中央的毗卢佛目前字头朝南，形如面北而坐。对面北而立、仰望钟顶的参礼者而言恰为正向。因此，下U形环所悬位置亦当无误。然而与通行模式相比，毗卢佛种子字当为适应建筑群的南北纵轴而旋转了90°。此类仅调整中尊朝向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变通。

　　2.3.与曼荼罗匹配的种子字和真言

　　永乐大钟的各类梵字铭文中，与上述五方佛曼荼罗相关，且环绕中央排布者主要包括6类。前3类与曼荼罗直接相关，后3类则与曼荼罗形成匹配关系。此类铭文的组织在适应构件的同时，亦呈现出对曼荼罗布局的适应。其对书写格式的遵循，则着重考虑了参礼者的视觉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后3类诸尊的方位在相关仪轨中均有明确说明。铭文虽有依此排布的条件，但并未采纳。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该系列与五方佛曼荼罗重要性有别，在铭文的组织上亦有所体现。

　　第1类为五方佛四佛母种子字（I1），设在钟顶外壁核心位置。此系列梵字未以曼荼罗形式表达，而自东向起始，依书写格式依次排列。虽与上述两组曼荼罗布局有别，但字体显著加大，以示强调。第2类为两组四天王心咒。其一设在钟顶内壁曼荼罗外围（U），形成对诸尊的护持。此组心咒同样自东向起始，依书写格式排列。其二设在钟体下部四正方位的荷叶边（O1-O4），与后3类铭文结合，依各天王方位顺时针排列。第3类为钩、索、锁、铃四摄菩萨种子字（T），设在钟顶内壁四正方位，U组四天王心咒之间。此组种子字与曼荼罗四方四佛布局一致，08界定了曼荼罗之四门。在四门内外，梵文字头的朝向刚好相反。

　　第4类为两组八大菩萨，均依观音、弥勒、虚空藏、普贤、金刚手、文殊、除盖障、地藏菩萨之序组织。09其一为钟顶外壁字体硕大的八菩萨种子字（J），位于钟钮与钟体的4个结合点两侧。诸尊始于东向偏南，依书写格式排列（图3、附图2）。其二为八荷叶边起始部分的八菩萨心咒（M）。此组梵字始于东向，仍依书写格式排列，但因处于内壁而与种子字反向。八菩萨与八荷叶边的匹配，亦呈现出同曼荼罗所处之八叶莲的关系。第5、6两类分别为八大龙王心咒（N）和十忿怒咒（P），依次列在荷叶边八菩萨心咒之后，排列方式与后者统一。八大龙王依次为缚噜拏、阿难多、嚩酥枳、德叉迦、羯句吒迦、俱里迦、大莲华、商佉罗。十忿怒依次为狱帝主、惠究竟、莲究竟、魔究竟、不动、大力、欲王、青杖、顶髻转轮、妙害，10即《究竟瑜伽鬘》所述常见曼荼罗中，安于十辐轮各辐之上的忿怒尊。

　　3.五方佛曼荼罗在建筑顶部空间的运用

　　五方佛曼荼罗广泛流行于明代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佛寺中。如北京智化寺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其藏殿藻井即绘有此类五方佛法曼荼罗，中央毗卢佛种子字与其下方转轮藏顶部的毗卢佛造像恰好上下对应。当参礼者面对造像而立时，曼荼罗中央的种子字对参礼者而言亦为正向。这种宗教元素在建筑空间内的整体性设计，同永乐大钟各部分构件的有机结合显然有共通之处。

　　法海寺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与智化寺约略同期。其大雄宝殿坐北朝南，明间与东西次间均置藻井，其中明间绘普明曼荼罗，亦称一切智大日如来曼荼罗；东次间为阿閦九尊曼荼罗；西次间为无量寿九尊曼荼罗。三组曼荼罗中尊均与参礼者相迎，东方阿閦佛和西方无量寿佛亦合理的分设于东、西两向（图5）。三组藻井周边的天花均为五方佛法曼荼罗，同样与参礼者相迎。11就明间藻井而言，普明曼荼罗或与五方佛曼荼罗有所关联，其主尊一切智大日如来即为毗卢佛的化身。二者四方四佛虽然不同，但四维佛母及其布局一致，且均有四天王之设。与永乐大钟铭文相比，则普明曼荼罗亦含四摄菩萨、八大龙王等内容。

图5/法海寺大雄宝殿西次间藻井与天花

　　山西五台山罗睺寺约在宣德至景泰年间由赵惠王朱瞻塙重建，12其大雄宝殿的天花彩画中包括两类五方佛曼荼罗，中尊均与参礼者相迎，并呈现出与永乐大钟的显著关联。其一为大曼荼罗，中央毗卢佛与四方四佛的手印分别为转法轮印、触地印、与愿印、禅定印、无畏印（图6）。四天王以种子字表达，依四大之序排列。整体看来，五佛、佛母、天王的布局与永乐大钟钟顶内壁曼荼罗完全一致。其二为三昧耶曼荼罗，未含天王。五佛之三昧耶形依次为法轮、金刚杵、宝珠、莲花、羯磨杵；四佛母则依次为佛眼、金刚杵、开敷莲和青莲。诸尊布局并未因设在顶部而取镜像，而是直接套用了通行模式的曼荼罗，遂与永乐大钟悬挂结构顶部的曼荼罗形成统一。

图6/罗睺寺大雄宝殿天花彩画中的五方佛大曼荼罗和三昧耶曼荼罗

　　4.结语

　　五方佛曼荼罗的普遍运用，使永乐大钟与寺院建筑在图像表达与意义构建上呈现出显著的同构关系。这种现象并非偶然，直接显示了明代早、中期北京及周边汉地佛寺中宗教符号运用与空间设计组织的体系化特征。此类体系化并未局限于通常意义的建筑空间中，而是以各类“容器”为载体，通过特定符号的运用，完成了相似的空间意义建构。这种现象也进一步提醒我们，伴随着学科交叉和知识交流的不断深入，宗教建筑的研究视野也应进一步拓展。以空间意义的构建为线索，以“容器”概念为统率，发现、恢复昔日被割裂于各学科的孤立元素之间的文化联系，将建筑视为由各类元素和使用者共同创造的，具有文化整体性的作品，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途径，由此也能够催生出更多、更广的研究视角和成果。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陈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系系主任、副教授；张昕，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注释：

　　01高凯军，夏明明．发现永乐大钟[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2．

　　02下U形环照片见张保胜．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图版ⅩⅩⅩ．

　　03见张保胜．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3-189；高山杉．“此钟身被莲花篇”是何篇：永乐大钟梵汉经咒补考[N]．东方早报，2011-12-17．廖旸．经咒·尊神·象征：对白伞盖信仰多层面的解析[J]．形象史学研究，2014（0）：82-105．

　　04南北西东之序分别对应于地、水、火、风四大。

　　05如意头背面照片见张保胜．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图版ⅩⅩ．

　　06曼荼罗拓片见张保胜．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图版Ⅲ．

　　07明成化大圣炽盛光如来拥护轮中央，见廖旸．明代《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探索：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侧面[J]．中国藏学，2014（3）：182．

　　08此处四方四佛与四摄菩萨的相对关系亦与唐密金刚界曼荼罗一致。

　　09诸尊秩序及其与毗卢佛的关联与唐密尊胜曼荼罗一致，见唐释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

　　10咒名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莎南屹啰译《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因十忿怒之数与八耳不符，故分别在西南和西向设置了两组。

　　11目前有部分错位。

　　12按《清凉山志》记载，罗睺寺为“成化间，赵惠王重建”。赵惠王（1432-1454）为明成祖孙，赵简王朱高燧次子。宣德七年袭封，景泰五年薨。因此，此寺不可能为成化年间建造。罗睺寺大雄宝殿天花彩画虽有修缮痕迹，但仍然呈现出显著的明代官式彩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