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近一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越来越紧张，打开网络，处处都是在讲由武汉爆发的新型肺炎，人言汹汹，谈虎色变。那么，古代中国的瘟疫是怎样的呢？瘟疫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整体而言，古代中国的瘟疫，次数多，种类多，诱因多，伤亡多。

　　资料表明，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灭亡前（770+1911=2681年）之间，669个年份中出现过疫灾，疫灾频度为25%，也就是平均每4年就发生过1次瘟疫。从这方面讲，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了。

　　在有记录的2681年中，清朝占32.6%，明朝占25.3%，魏晋占11%。所以，古代中国的疫灾波动有这两个高峰：魏晋和明清。当然，原因大家可想而知。

　　魏晋时期，政局动荡，兵灾不断，政府无能，人口流动频繁，给瘟疫流行带来太多便利。

　　至于明清时期，之所有会有这么多，一方面是越靠近现代记录越翔实，另一方方面，明清人口大爆炸，人丁繁盛，但是市政环境和卫生条件却未有实质改善，也容易爆发疫病。

　　明清时期的瘟疫确实是比较严重且频发的，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皇亲国戚，概莫能免。

　　顺治六年，清太祖十五子豫亲王多铎因为天花而死。

　　甚至连大清的顺治皇帝都因罹患天花毙命。顺治十八年，北京城天花流行，顺治帝“出痘而死”。

　　时间已经是清朝了，皇帝都不能幸免，由此可见，瘟疫在古代中国的可怕。

　　当然，古代中国的瘟疫不只是天花，古籍中记载的名头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

　　发生大疫的原因主要有四类：一是气候反常，包括大水、大旱、奇热、奇寒等；二是动物活动异常，包括鼠害、蝗灾、蝇灾、蛾灾等；三是社会因素如战乱等；四是其他自然因素如陨石下落、海啸等。

　　中国古书对于疫灾的记载非常多，历代正史、野史、方志、笔记中都极易看到。

　　比如《魏书》记载：“永平三年，四月，平阳郡禽昌、襄陵二县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

　　如《宋史·五行志》记载1127年金人围攻汴京时：“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这件事医书《内外伤辨惑论》里也有记载：“汴京受围半月，而后受疫而死者达百万人。”

　　再如《重修胶州志》记载了清朝康熙年间（1704年）一次由蝇引起的大疫：“有蝇自北结阵而南，所止疫作，全家没，村落成墟。”（不用翻译了，连村带家都没了，得多恐怖！）

　　上面古书记载中可能有夸大或未尽精确，但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户灭村绝”，后果非常严重，这是不容置疑的。

　　瘟疫一旦爆发，靠人力主动扑灭，这在古代是极难的。想我华夏文明四五千年，没两把刷子，也撑不到现在。那么，古代中国人怎么来抗击瘟疫的？

　　综合古书记载，古人抗疫主要靠“防”、“治”、“助”。

　　①“防”：中国人早在汉代就意识到，疫病“防”胜于“治”。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从食物来源、气味、色泽、存放和污染等情况，科学地介绍了各种疫毒、致毒、致瘘等后果。张仲景指出，六畜“疫死，则有毒，不可食”；“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凡蜂、蝇、虫、蚊等集食之上，食之致瘘”。

　　东晋葛洪在《肘后方》一书中，记有民间用狂犬的脑子敷涂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伤口上，便能预防狂犬病。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的记录。最典型的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成于1567年的俞茂鲲所著《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记有安徽太平县以接种人痘法预防天花。1681年，康熙皇帝下诏全国推广人痘法以预防天花流行。

　　②“治”：在瘟疫面前，老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可谓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过，一旦瘟疫真的发生，政府往往会出手救治。中央政府会派遣医官到疫区，携带药品，现场救治。比如康熙十九年，就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一些地方官也会组织医生进入疫区进行疫病的救治。

　　③“助”：这一点在大疫中后期比较重要。一旦疫灾爆发，官府和地方的乡绅会立即承担起灾民的安置工作：赈灾施粥、派送医药、疫病教育、机构救助等。一般来说，官府会在疫灾过后会减免疫区租赋、鼓励垦荒等，促进疫区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稳定。

　　翻看了不少资料，有这样两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在世纪和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气候的寒冷程度成正相关，寒冷期疫灾频繁，温暖期疫灾稀少，气候越寒冷，疫灾越频繁，寒冷期越长，疫灾频繁期也越长。

　　第二：大体而言，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也是社会相对稳定、国力相对强盛的时期，反之则反之。

　　如果上面这两段话属实，那么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进化史，也是中国人与疫病不断的搏斗史。在这其中，古代中国人对医学的认识不断加深，不断摸索着疫病发生的内在规律。虽然瘟疫常常不期而至，致使我华夏子民凋零、流离，但我们从未向瘟疫低头。

　　相比于古代中国，今天的我们有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有更强的防疫意识，有更广阔的全球背景。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次武汉肺炎，终将会和被扫进垃圾堆的千百次瘟疫一样，消沉在历史的尘埃里。瘟疫并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抗击瘟疫不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