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北宋古塔的古建史意义

　　北宋古都开封现存有三大古建筑国保文物，两座北宋早期的砖砌楼阁式佛塔，一座元代的砖砌道观玉皇阁。其中，延庆观玉皇阁，由青砖、青石和琉璃瓦件砌成，整个建筑是一座不施一梁一木的无梁式建筑。一层正方形，内部叠涩砌筑成半圆蒙古包形穹顶。二层为八边形，整个外形甚似中原风格的亭阁。这在中原乃至全国都非常罕见，是一座汉蒙文化巧妙结合的历史建筑。

　　这一纯砖石砌筑的穹顶圆润装饰华丽，由正方而半圆通过层层“砖斗拱”过渡，使用砖石材料也实现了木料材质的精致。起到了木材不能实现的经久耐用，千年不毁的效果。“砖斗拱”的作用和叠涩一致，但其精美远非唐代常用的“砖叠涩”可比拟。

　　由于一些学者对古代的砖石结构技艺，“高层”楼阁式砖石佛塔的无知，诸如《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史》就迷茫地发出井蛙之叹：“通观这个时代（宋辽金）的诸塔，无论砖砌、石造、甚至铁铸、陶塑，哪一座不是模仿木构？”[1]“反映了塔的艺术创造力已渐趋衰竭”[2]。“在木结构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凡砖石佛塔以至殿堂，都一味模仿木构，而且愈来愈甚，直到明清，终于未能发展出符合砖石材料本性的应有风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的悲哀。”[3]。谁说中国古代砖石建筑毫无可取？就来开封的繁塔、铁塔、玉皇阁参观参观，学习学习。

　　作为建筑史家针对“中国古代砖石建筑”，因自己“盲人摸象”，竟然得出这样全盘否定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谬论，实在不能不令国人及后世学子对之深感悲哀！

　　而建于公元974年的繁塔，更是北宋、辽金时期体量最大、亦塔亦窟、外塔内窟型唯一的楼阁式砖塔。保护好中国这两座造型罕见的古代建筑，是种非常神圣的使命。

　　北宋东京城的六角繁塔、八角琉璃砖铁塔，奠定了宋代佛塔的“繁丽时期”（梁思成语），集中代表了宋代的“强势建筑文化”（郭黛姮语）。

　　一、我国古建史对宋代古塔的研究轨迹

　　我国的古代建筑史研究，始于上世纪初《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建筑大师们。以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为首的先贤们，不仅破解了《营造法式》的古籍密码，而且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对我国古代房屋类建筑作了有史以来的科学普查和研究。所憾，关于古代佛塔的专项研究文献却不够多。前辈建筑大师关于古代佛塔的专项研究，摘其大要有：

　　梁思成先生在其《中国建筑史》的“五代、宋、辽、金之实物”中，列举了一些古代佛塔的实例。另如《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双石塔》等撰述，则给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学术分析。并把“五代、两宋、以及辽金时期”的佛塔，归纳为中国佛塔建造的繁丽时期。这是由于始于北宋的楼阁式佛塔，遍布中国南北各省各地，完全超越了唐代方形空筒式砖塔的古拙和形式单一。

　　刘敦桢先生的《河南北部古建筑调查记》、《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云南之塔幢》、《复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等著述，除了房屋类古建筑，他对调查所及到的古塔也一一作了深入的记录和分析。很多学术见解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古建史。

　　另一位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是从开封走出来的豫籍人士。对开封的古建文物可谓熟悉，他的《汴郑古建筑游览记录》，从建筑史学视野，最早向世人推介了开封的繁塔和铁塔，也记录了郑县的宋代开元寺塔（现已毁）。

　　原《中国营造学社》的鲍鼎先生，有篇专著《唐宋塔之初步分析》，对我国的唐宋佛塔，做过初步的总结性分析。上世纪三十年代鲍鼎先生没有条件能充分掌握各省市的佛塔数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开拓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条类清晰，言简意赅，实属不易。

　　原《中国营造学社》的龙非了先生（即龙庆忠教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任河南省建设厅的总工程师。专门发表过《开封之铁塔》一文，应该说他对这座宋代古塔，用现代科技视野作了全面研究。

　　在构建中国古建史学术“大厦”时，梁思成先生特意提醒，不要因为古建史的“实例中绝大多数是佛教的庙宇、塔和墓而感到意外，须知，不论何时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筑创作的一个强大的力量。”[4]因为庙宇、塔和墓、特别是以砖石建材构建的塔，存世久远，是构建建筑史学的重要依据。但因当时对以“砖石”材料为主的古塔，“高层”属性的建筑，毕竟研究深度浅显。所以，后来梁思成先生曾遗憾地说道：“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准备出一期《塔》的专刊。《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双石塔》是其中一篇。本篇的测量及制图工作由刘致平完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没来得及发表。”[5]

　　可见，原《中国营造学社》的贤哲们，在旧中国那种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下，用现代建筑学技术手段和眼光，系统地调研中国古建筑，也涉猎到古塔的研究，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我国古建史的基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勇气说，现今的建筑史学对我国北宋、辽、金佛塔建筑的认知，是差强人意的、有的结论和观点是值得商榷和反思的呢？

　　二、与时俱进，应当客观检讨古建史学中的些许问题

　　1、尽管梁思成先生在其《图像中国建筑史》里，把“五代、两宋、以及辽金时期”的佛塔，都归纳为中国佛塔建造的繁丽时期。事实上，他也是一种笼统的年代划分（界定）。他并没有指出过任何一座佛塔，是五代时期建造的实例。他也没有对墓塔，石雕塔，与有“建筑”功能性的佛塔严加区分，所以，后世就有学人把杭州闸口白塔（石雕塔），与开封宋代琉璃釉面砖塔等同齐观、滥加对比。

　　也有的对梁思成先生基本清晰的见解，利用其未顾及详论而加以扭曲售私。例如，对于虎丘塔的建造年代，梁思成先生明明是说“塔年代文献无证，揆之形制，似当与（苏州）双塔约略同时。”[6]。那麽，（苏州）双塔建于何时呢？刘敦桢先生在《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一文中，讲得明白“双塔兴工于兴国七年，至雍熙初始告落成。”，“与—结构式样互相参印，确建于北宋初期也。”[7]。对虎丘塔的建造年代，是如何认定的呢？尽管刘敦桢先生“调查时，塔门适封闭，不能入观”，断言苏州虎丘塔“以实例衡之，其结构式样，最与杭州雷峰塔及当地双塔类似，疑建于五代或北宋之成分占据多数也。”[8]。

　　梁思成先生认为虎丘塔“确建于北宋初期也”，刘敦桢认为虎丘塔也许建于五代，但建于北宋的可能性要大些。

　　为什么刘敦桢先生在此提到“疑建于五代”一句呢？因为虎丘塔所处之灵岩山剑池的千人石上，尚有“五代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所建”经幢一座。可见，此时的苏州已非钱氏吴越国所控，“又显德五年（958年）距艺祖陈桥之变，仅仅二载”[9]，故虎丘塔即使在史学界划定的“五代末年”始建，实在也并非是“五代”时期建造的佛塔。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刘敦桢先生的先见之明。上世纪政府进行虎丘塔维修时，在塔基里发现了纪年折算为959年以及960年的塔砖，以及工匠放置的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铜钱。即使塔基用砖有959年的纪年标记，那也是“造砖”的时间。按道理，“孕育”在后周末年，建造于北宋初年的虎丘塔，不适宜再强调它归属于“五代”时期所建。

　　但是，今天的各种建筑史著作，都异口同声地指认（甚至强调）“苏州虎丘塔”是“五代”时期古塔的典范。而且，把它作为“五代”古塔的唯一标杆，绝杀了北宋和辽金佛塔的学术价值。使北宋和辽金佛塔的研究陷入混乱，缺乏实证支撑和学术逻辑。

　　因为，苏州虎丘塔“竣工”于建隆二年的“经盒证物”，有明显瑕疵的，也就是说经盒的字迹，并没有“X宝塔”三个字。即经盒与建隆二年塔“竣工”时间毫无关系，何况959年始建961年竣工，三年内造成一座虎丘塔显然办不到。

　　2、清华大学郭黛姮先生说：“在宋朝统治区内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些开明的政策，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同时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空前发达的时期”“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建筑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一些远离中原的、地处偏远的地区，却仍可看到中原强势建筑文化的若干特征。”[10]。

　　而现行高教版《中国古代建筑史》，仍在传授这种结论和知识“只有五代末至北宋初建造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杭州雷峰塔（已毁）及灵隐寺双塔、闸口白塔等，才既是八角形平面，又具有楼阁式的外观，可见这种塔是在五代时期发展起来的，而且很大可能是肇源于南方，进而影响到中原和北方。”[11]

　　这样的结论，以偏概全脱离史实，缺乏真正的说服力。

　　其一，灵隐寺双塔，以及闸口白塔，都应当属于北宋初期镌刻的。正如梁思成先生所界定的“严格的说，白塔模仿木构塔的经幢，与其称之为建筑物，不如称之为雕刻品，或是一件模型。”[12]的东西。它们既不是真正的楼阁式佛塔，也并不是五代的建筑，根本不能和虎丘塔、雷峰塔捆绑一起，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宋代佛塔作如此类比。

　　其二，说“只有”它们“才既是八角形平面，又具有楼阁式的外观”的结论，更不着边际。难道梁思成先生归类的河北涿县双塔（云居寺塔、智度寺塔）不是吗？开封的北宋铁塔也不是吗？《中国古代建筑史》里本身列举的内蒙古庆洲白塔不是吗？河北定县料敌塔不是吗?山东长清辟支塔不是吗？安徽蒙城万佛塔不是吗？“只有”二字罔顾事实不合逻辑。

　　其三，依据缺乏实证推导出来的“可见这种塔是在五代时期发展起来的”结论，更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至今谁也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楼阁式砖塔遗存，凭什么说楼阁式砖塔，是“在五代时期发展起来的”？除了似是而非的虎丘塔，江浙赣闽粤等所谓南方地区，哪里还有一座五代时期的楼阁式砖塔实例？硬说这种塔“是肇源于南方，进而影响到中原和北方”，无理无据。

　　不是吗？郭黛姮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指出，苏州虎丘塔、杭州雷峰塔等那种砖外壁、木檐、木平座式的“这类塔在五代以前未见遗存。”[13]

　　五代时期倏忽更替的五个政权，四个建都在开封，一个在洛阳。按道理五代时期的河南，最可能是出现“楼阁式”砖塔的地区之一。但是，正象河南省文物局老局长杨焕成先生的《河南现存五代塔》一文所说，“河南五代时期的木构建筑已荡然无存，仅幸存两座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五代砖塔”[14]，其中一座为唐式密檐方塔，一座为方形僧人墓塔。可见河南没有“五代时期”仿楼阁式砖塔的遗存，以修建密檐式砖砌实心塔见长的河北、东北地区“五代时期”也没有这类塔。何以见得仿楼阁式砖塔“很大可能是肇源于南方”的呢？它们怎么可能会“进而影响到中原和北方”呢？

　　因此，以含糊不确的虎丘塔“建于五代至北宋初”托词、和“南方”这些不明不白的时空坐标，来建构中国的古建史学，来诠释北宋、辽金时期的佛塔建筑，使当今的古建史学术逻辑陷入含糊其辞的境地。

　　比如，由傅熹年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坚称杭州闸口白塔和灵隐寺双石塔“梁思成先生考订该塔的建造年代约在公元960年左右，为五代吴越王末期，已属公认”[15]。何以证明梁思成先生考订过虎丘塔，建于“五代吴越王末期”？何以见得这就是“公认”的结论呢？梁、刘二位大师并没有如此确切的“认知”。

　　梁思成先生在详尽考订了该塔建造年代的文献后，说的是“可以断定这双塔（灵隐寺双石塔）的年代为建隆元年（960年）重兴灵隐寺时或其后数年所造”。“与双塔比较，白塔之属于同时是没有疑问的，乃至同出同一匠师之手，亦大有可能”。[16]

　　可以看出，梁思成先生的认识明显倾向于是960年“其后数年”的北宋初年建造，而有的学者则尽力希望挂靠到“五代“时期。真不知道今人对前辈大师创立中国古建史学说后八十年，有了什么新的心得建树？对前辈大师的学说有何令人信服的扬弃？如果梁思成先生考订的“960年左右”论断无误，笔者认为，同一个或几个石雕匠人，不可能在一年之内雕刻出三座风格、手法高度相似的石塔。起码有一两座是960年之后，进入北宋时期雕凿的！怎么都穿越到五代了呢？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立论传授后世，这不符合梁思成先生的胸臆。

　　至于在高教教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赫然断言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后周六年（959年），建成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17]。或者声称“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己末（公元959年），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公元961年）”[18]。说明什么呢？说明对虎丘塔的建造年代的界定，完全是牵强附会，使得对虎丘塔的解读捉襟见肘。因为，哪怕有一点建筑施工合理工期的概念，谁都不会相信古人三年时间内能建成一座虎丘塔？

　　3、学界并不否认北宋辽金是佛塔建造的“繁丽时期”，“是我国佛塔中的主流。”，“现存的实例，也以宋代最多，元代以后渐少，但从各种塔的绝对数量看，仍居首位。”。承认两宋不仅有“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当时也创造了佛塔“空前发达”的时期。

　　但在目前的古建史学著作中，疏于宋、辽金现存佛塔建筑的正确论述，特别是对于具有“强势建筑文化”的河南古塔，往往出现偏颇和不确的认知。

　　比如，有的书刊讲北宋“这个时代是佛塔建造的繁荣期，取得了多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当时建筑艺术的重大收获。遗存的塔当以百计，其中优秀作品也不下几十座，分布的范围比唐代大得多，北起辽宁内蒙古，东至江浙闽赣，南达滇粤，西迄甘宁，尤以晋冀北部、辽宁、内蒙古一带和长江三角洲的作品引人注目。”

　　当编者在指认“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佛塔遗存时，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个省份都在列。唯独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河南，似乎根本没有可以称道、引人瞩目的古塔遗存实例。可见，不少学人完全不了解河南古塔“中国最多”的现况，对北宋首都开封的铁塔，和繁塔具有的文物建筑标杆性意义茫然无知。

　　所以，当今的古建史典籍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误引领下，仍存在学术盲区。

　　三、当代古建史类典籍对宋辽金时期的佛塔有哪些错误认识

　　1、比如，梁思成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察过开封铁塔，有过这样的顾虑“全塔权衡高瘦，颇欠安定感”[19]，同时代的日人伊藤氏等也“曾以近代造形批评该塔为不安定”[20]。故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龙非了（庆忠）先生，专著《开封之铁塔》一文对铁塔之安定度予以验算解析。经验算塔身的体积、自重，求得单位面积压应力，再以风压力、地震影响之力学计算，证以“铁塔之安全度，盖已超凡庸造形观念，而得各方面之均衡，悠然无恙者也”[21]的结语。龙非了先生八十年前的研究成果，回答了疑虑，后人用新的力学理论校验过吗？并没有。事实上，看似“全塔权衡高瘦，颇欠安定感”的宋代唯一全部包砌琉璃釉面砖的铁塔，千年安定如初。它无疑证明宋代哲匠不但把中国“砖石建筑”打造成“木塔”形象一样灵动美观，更体现出古人处理“高细比”1/5的砖石柱建筑的地基基础的科学精到，保障它安定近千年。

　　但《中国建筑艺术史》还说，开封铁塔“塔高54.66米，底层全宽仅约十米许，细高比1/5.47，稍粗于闸口白塔，却因塔身从下到上收分过大，上部更显细弱，各层檐端的轮廓线虽仍呈弧形，略显僵滞。此塔造型颇不成功”[22]。好怪诞的开封铁塔“稍粗于”杭州闸口白塔的逻辑！（杭州白塔和毁弃的开封石塔类似）

　　这里用来和开封铁塔相较量的杭州闸口白塔，“仅高12.8米，石刻，完全精细地模仿木塔，实在只是一座木塔模型。”“此塔底层全宽仅2.07米，全塔细高比达1/6.21”。若用开封铁塔细高比的1/5.47与闸口白塔细高比的1/6.21具体数据比较，当然是相差无几。

　　但两个建筑物粗细的判断，不能用各自细高比的比值来推理。现高55.1米、直径十余米的铁塔，是直径两米、高度12米的杭州闸口白塔，约粗五倍的关系。二者全然没有可比性，这样来得出“稍粗于”的结论，怎不叫人诧异？

　　特别“因塔身从下到上收分过大，上部更显细弱”的说法，更缺乏逻辑。不含淤没塔座55.1米的铁塔，恰恰是因为塔身高耸，首层直径十米，上部收分过小，才显得上下粗细接近，才觉得“全塔权衡高瘦，颇欠安定感”。何来“因塔身从下到上收分过大，上部更显细弱”的道理？至于“略显僵滞。此塔造型颇不成功”的评语，更是极不公允。

　　被《中国建筑艺术史》用来和开封宋代铁塔比对的山东长清县灵岩寺辟支塔，仅下部三层有平座，虽称九层，上部三层实际为实心不能攀登。它和北宋京城中中国最大的琉璃砖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铁塔拥有中国唯一的十三层层级塔身，是惟妙惟肖的仿木楼阁式砖塔。《中国建筑艺术史》极力推崇长清县辟支塔说“包括塔刹全高约54米，底层直径14米，细高比为1/3.85，相当挺拔而并不过分，非常得体，加上圜和温婉的弧形轮廓线和挺拔高举的铁制塔刹，总体造型可称上品”，“山东接近江南，辟支塔的风格可能受到南方的影响，但无高耸的檐角，仍具北方伟岸风度”。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审美观点本可不一，但是，北宋的山东济州（济南）长清县，竟然比首都东京城更“接近”南方。殊不知汴河通江达海，偏僻的山东长清县无论如何没有东京城有“接近”南方的便利。即使谁都有审美自由，辟支塔因为“接近”南方的理由，造型才“非常得体”“可称上品”，却是令人可笑的论据。

　　让人们自己对开封铁塔与山东长清辟支塔，自己去作全面对比吧。

　　我们的“中国营造学社”前辈龙非了（龙庆忠）先生，对《开封之铁塔》是怎么看待的呢？他说中国“昔日之佳丽遗物，名实俱存者鲜见而仅有矣”，开封“城东有塔峥嵘屹然，其名为铁塔，其色颇苍然，琉璃其表，螺旋其中，登之欲仙，游之不倦”，“每当云破中天，日上东城，影随游见，琉璃闪烁，觚稜高耸，几疑为十余年前之建筑物也。”。

　　对此近千年如新的尤物，这位老前辈由衷感叹：“余不禁愕然其技之神矣。”“知其匠心独运，极缔构之能事者矣”。前后两代建筑专家看待同一事物的观点，咋会如此不同呢！

　　2、今人研究古塔建造时代和时工期的结论，更是不可思议。比如，大体相当于长清辟支塔三倍体积的苏州虎丘塔，据建筑史学典籍说是959年始建，961年竣工建成。而长清辟支塔，有人说是“依据1980年济南市文化局黄国康等同志调查和塔内结构特征推断，应始建于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完成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前后历时63年建成，大体可信。”

　　不过，从建筑施工技术角度判断，“底边长4.35米，共9级通高54米。”，九层以上塔顶部位砖砌八角蘑菇形刹座，中间高耸木质塔心柱的辟支塔，除非每建一年间歇停工三、五年，无论如何不会建63年！因为，平均七年建一层，年均施工高度不及一米。笔者认为这样的施工进度不是“大体可信”，而是完全不可信。

　　3、另外，1984年的高教版《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时期的建筑”之第四节的“塔”中，有的内容就不够妥当。比如把这一时期出现的仿楼阁式砖塔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塔身砖造，外围采用木构，其外形和楼阁式木塔没有多大区别。宋朝建造的苏州报恩寺塔及杭州六和塔虽然外廓经清末重修，基本仍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是塔全部用砖或石砌造，但塔的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屋檐、平座、柱额、斗拱等都用砖或石块按照木构形式制造构件拼装起来。如苏州五代末至宋初建造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内蒙古自治区的辽庆洲白塔和福建泉州的开元寺双塔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遗物。第三种塔用砖或石砌造，模仿楼阁式木塔，但不是亦步亦趋，而是适当加以简化。如山东长清宋灵岩寺塔、河北定州宋开元寺塔和河南开封佑国寺塔等。”[23]

　　首先，是关于楼阁式砖塔分类和相应塔型的例证脱节。

　　苏州虎丘塔无疑应属于“砖外壁，木檐，木平座”的第一种仿楼阁式塔，它和杭州雷峰塔、六和塔，苏州报恩寺塔、瑞光塔、双塔，以及上海的松江兴教寺塔是一样的。把虎丘塔归于第二种“全部用砖或石砌筑”的仿楼阁式塔是错误的。它和辽庆洲白塔以及泉州的开元寺双塔，不能相提并论，不是同一种类的塔体。

　　而且，认为第二种塔是“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而第三种塔“不是亦步亦趋，而是适当加以简化”。事实上，“第二种”与“第三种”并不必要进一步分类区别。这样的区分也不清晰。典籍中举出的具体实例，也搞不清哪座塔是“完全模仿”，哪座塔是“适当简化”？何以使人昭昭？

　　比如，开封佑国寺塔（铁塔），每层都有缠腰、平座，双檐规制相当严谨。它才是第二种“屋檐、平座、柱额、斗拱等都用砖”“按照木构形式制造构件拼装起来。”的、真正的“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宋代砖塔。而定州开元寺塔仅第一层是双檐，上部全是单檐。长清宋灵岩寺塔下部三层为双檐，上部各层也全是单檐。把这两座塔视为“不亦步亦趋”“适当简化”的仿木塔形式，还说得过去。若把开封铁塔和长清灵岩寺塔、定州开元寺塔划归一类，证明该书编者把“完全模仿”和“适当简化”是混为一谈的。

　　4、1984年的高教版《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以下几种说法，都缺乏严谨的道理。如言“这个时期楼阁式砖塔的平面虽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三种，可是北宋中期以后，八角形最多。”[24]

　　“北宋中期以后，八角形最多。”这个概念含混到似是而非，试问，北宋“初期和早期”的砖塔平面有何规律呢？

　　实际上，六角形的楼阁式砖塔，宋以前全国没有（不含和尚墓塔）。实由北宋初期开宝七年（974年）的开封繁塔开创。以北宋“开封府”为主的河南，现存30座大型宋塔，其中21座为六边形。甚至南方的浙江余杭、天台、嵊县、松阳以及江西，都不乏六角形宋塔。若把河南的六边形宋塔纳入学术视野，通盘归类统计，说不定整个两宋时期的六边形和八边形砖塔，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

　　宋、辽金时期，不管八边形或六边形的仿木楼阁式砖塔，江浙赣等南方塔型的特征，是“塔身砖造，外围采用木构，其外形和楼阁式木塔没有多大区别。”而中原和北方（河南为主，及晋、冀、鲁、陕、皖、内蒙等）的特征，是“全部用砖或石砌造”。至于仿木砖构宋塔。是否“惟妙惟肖”仿木还是“适当简化”，参差不一。北宋京师开封现存的两座仿木砖构古塔，一座六边形、一座八边形，都是完全用砖的楼阁式塔的典型。繁塔有着非同一般的、唯一的造型，最完整、最原真、最大体量8800立方米的塔身，正因为把它们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评价体系之外，造成当今建筑史学很多舛误和逻辑混乱。

　　再如，1984年的高教版《中国古代建筑史》说，“与木结构不同的是宋代的砖石塔内部没有暗层”[25]。这个结论就是错误的！因为，南方砖木楼阁式佛塔，利用各层内登道和外平座之间的几阶高差，消化掉了“暗层”。而开封的北宋繁塔，因为塔身壁内登道和外檐平座毫无关系，就有着标准的暗层。三层塔身就是明三暗五、五檐六边的标准规制。

　　四、缺乏开封宋代佛塔评价体系的古建史理论是不会健全的

　　开封是北宋的首都，现存两座完整的北宋楼阁式砖塔。它们引领过宋、辽、金时期和地域佛塔发展的建造形制、设计理念、工艺技术和艺术创意，既有六边形又有八边形。既有近似“窣堵坡”式的三层，又有彻底汉化的擎天一柱形的十三层楼阁式。塔身既有全部用青砖砌就，也有用琉璃砖包裹装修。

　　所以开封的北宋佛塔，才是强势建筑文化影响宋辽金佛塔“繁丽时期”的源头。是它们传播到边远的地区，所以，中原和北方既有唯一的楼阁式木塔，又有形形色色的仿木楼阁式砖塔、密檐塔和华塔。即使江浙赣等南方地区，只不过结合本地域多雨潮湿的气候，采用内砖芯，外木檐平座而已，外形更近似全木楼阁式而已。其实，宋辽金时期南方的塔型，反而是单纯的、少有创意的。

　　比如，除了始建时间并不确切的虎丘塔，宋辽金时期没有那座塔比开封繁塔（可靠的974年）建的早。中国现存砖塔，没有一座比它的体积大，它虽然三层体积达8800立方米。中国现存砖塔，没有一座塔身内外镶嵌6923块佛像砖，最具北魏时期石窟塔柱外形创意。中国现存砖塔，没有一座比它原真，一千多年来没有损伤原始结构的维修。这是面目全非的六和塔，号称唐塔实则明代做过伤筋动骨“手术”的大雁塔，全然不可比拟的。

　　但是，学术界对开封宋代繁塔根本没有正确认知。多少古建史典籍，对繁塔置之不理，偶尔提及也是从根本上就错误的。

　　诸如：有的说“相传原有九层，元末战乱时上部数层塌毁，明洪武时改为三层低塔。明清两代重遭黄水，又将塔之下淤没。所存现状，古穆可爱。”[26]

　　1983年《国家博物馆馆刊》说“原为“九层”，高“二百四十尺”。元代开始“半摧”，实际上坏掉两级，尚有七级。明初又将残存的七级铲去四级，只留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级。清朝时又在三级之上加筑尖峰，最后形成了今天繁塔的奇特面貌。”[27]

　　2008年河南《文物典-建筑》说“元代时塔已“半摧”，明初因“铲王气”而“止遗三级”，清初在三层塔身之上加筑六角及砖制塔刹，从而形成了“浮屠三级真幽怪”的奇特造型。”[28]

　　2009年《河南文物志》说“原为九层，元明时已毁，明代时在三层平顶上加筑七级小塔，便形成现在的特殊形式”。[29]

　　2011年《河南文化遗产（一）》说“繁塔为六角形楼阁式砖塔，原为九层，据载宋末元初繁塔曾遭雷击，上部六层毁，清代初年在残留的三层塔身上修建七级小塔，形成今天的特殊形式。”[30]

　　实质上，它的6920多块宋代佛砖，一砖一佛龛，千砖一佛窟，亦塔亦窟，外塔内窟。下三层主体加象征六层的上部六级小塔，号称“九层宝塔”。三层塔身三个40多至57平米的塔心室和五个小佛洞，通过一、二层的南北洞室上下贯通，八洞组合成“灵仙六洞”。对于宋代匠师的设计“意匠”，过去没有做一解读而已。

　　结语：梁思成先生告诉我们：“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建筑艺术的重要性绝不低于其书法和绘画”[31]（当然包含雕塑）。开封繁塔的近七千块佛砖的建筑塑雕艺术，充分印证了梁先生的断语。梁思成先生还说：“各种（古建史）实例，绝大多数是佛教的庙宇、塔和墓”[32]，因为宗教“曾是建筑创作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量。”[33]。学界只要认真了解，“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34]的繁塔塔型设计，就会看到繁塔的建筑史价值。看出开封铁塔、繁塔、延庆观玉皇阁，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特别是对于“砖石”类建筑、古代“高层”建筑研究，有着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注释：

　　[1]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页

　　[2]同上

　　[3]同上

　　[4]梁从诫译，梁思成英文原著《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2页

　　[5]《梁思成文集》第二集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31页

　　[6]《梁思成文集》第三集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53页

　　[7]责任出版杨宝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2006年8月第一版第六卷第三期第37、38页

　　[8]同上，第51页

　　[9]同上，第49页

　　[10]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12月第5页

　　[11]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6月第二版第227页

　　[12]《梁思成文集》第二集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31页

　　[13]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12月第5页

　　[14]杨焕成《杨焕成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459页

　　[15]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12月第542页

　　[16]《梁思成文集》第二集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51页

　　[17]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12月第478页，另该书第465页（宋、辽、金、西夏佛塔一览表中，对“苏州虎丘塔”的年代表述，是“建隆二年961”几字。前后错一年。

　　[18],见苏州市人民政府之“虎丘塔”现场碑刻简介文字

　　[19]《梁思成文集》第三集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55页

　　[20]责任出版杨宝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2006年8月第一版第三卷第四期第68页

　　[21]同上，第77页

　　[22]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23]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年8月版第220页

　　[24]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年8月版第224页

　　[25]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年8月版第224页

　　[26]1956年开封市景点照片注字

　　[27]《国家博物馆馆刊》1983年

　　[28]河南《文物典-建筑》2008年

　　[29]河南省文物局《河南文物志》

　　[30]河南省文物局《河南文化遗产（一）》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31]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62页

　　[32]同上

　　[33]同上

　　[34]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