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史宬的石台与金匮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依中国传统“石室金匮”理念建造的皇家档案库房。它历时两年建成，后来专门存放明清诸帝的圣训和实录等皇家重要档案。皇史宬正殿建筑不用一钉一木，皆以砖石建造，是名副其实的“石室”。为了更有效保护其中贮存的档案，殿内筑有石台，石台上置有外裹鎏金铜皮、内用木制箱体的金匮，圣训和实录便储藏于这些金匮中。

皇史宬内景

　　如今进入皇史宬正殿，殿内一座大石台，石台上整齐地排列着雕有云龙纹、铜皮鎏金的金匮，是清廷用来贮藏其历朝皇帝实录和圣训的。除金匮外，在石台东北和西北角各立有石碑一座，东北角石碑上刻有乾隆帝“恭瞻皇史宬”诗文，西北角石碑上刻有乾隆十五年（1750年）恭送实录、御容及玉牒至盛京的御书。而在明代时，皇史宬正殿内石台并非通为一座。据明崇祯朝进士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卷十三记载：“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中具二十台，永陵、定陵各占二台。”据此，则明末皇史宬正殿内有石台20座。按乾隆时期所绘《皇史宬全图》记载，将“前明实录金匮十九座”移贮于东配殿，由此推测，明代时，皇史宬正殿内应是每一座石台上各放置一座实录金匮。

　　清朝时皇史宬正殿内的石台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由明朝的20座小石台变为2座较大的石台。据前述《皇史宬全图》，宬中石台前后分为两座，前石台离南墙一丈三尺三寸（4.256米），前石台离后石台五尺二寸（1.664米），后石台离后墙三尺（0.96米）。二座石台东西各长九丈五尺三寸五分（30.512米），高四尺六寸（1.472米），南北宽三尺（0.96米）。两座石碑不在石台上，在东北、西北两隅石台的下面，皆南向。何时将殿内的20座石台拆掉，改筑为前后两座石台，尚不得而知，但乾隆初年，殿内石台已改筑为前后两座，与现存的通为一座石台不同。

　　第二次是将殿内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何时将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的呢？清军机处上谕档记载：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前因皇考高宗纯皇帝圣训、实录告成，照例恭缮一分祇奉皇史宬尊藏，所有皇史宬石座应行展宽修葺，是以敬将五朝圣训、实录暂行移奉配殿，现在石座修葺工竣，即应将五朝圣训、实录先行移回正殿。但思石座工程甫经修葺完竣，恐灰浆尚未十分干透，一经移回尊藏，即应扃闭严密，不能风晾，转非所以昭慎重。由此档案记载看，嘉庆朝修成乾隆皇帝实录和圣训尊藏皇史宬时，发现石台狭窄，需“展宽修葺”，随即兴工，于嘉庆十二年七月完成石台的改筑，将前后二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即现在殿内通为一座的大石台。

　　嘉庆十二年改筑后的石台，其尺寸在光绪时期的《皇史宬金匮图》中有具体记载：石台高四尺五寸一分（1.443米），东西长十二丈八尺二寸（41.024米），南北宽二丈三尺九寸（7.648米）。与乾隆时期的二座石台相比，改筑后的石台高度与原石台无太大出入，但长比原石台多出三丈多，宽多出一丈七尺余，改筑后的石台宽大了很多，能够容纳更多的金匮。

　　清制，每当新君即位，便要设立实录馆，纂修前代皇帝的实录和圣训。实录、圣训修成，例须缮写一分藏于皇史宬金匮内。故每当实录、圣训修成，都要根据实录、圣训卷数多少制造金匮，以贮放这些重要的皇家典籍。清代贮放实录、圣训的金匮有多少座呢？不同时期，金匮数量不同。据乾隆时期所绘《皇史宬全图》，二座石台上共有金匮32座，前排15匮，后排17匮。嘉庆时，为了存放新修的乾隆皇帝实录和圣训，将二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大石台，并新造金匮70座置其上，使殿内金匮数量达到102座。道光时期，为存放嘉庆皇帝实录和圣训，又新增金匮28座，金匮总数达到了130座，匮分7排，前6排各21匮，第7排4匮。咸丰时，再增金匮25座，金匮总数达到155座，仍分7排，前6排各23匮，第7排17匮。同治时，放入咸丰皇帝实录和圣训时，发现石台已将列满，仅余2匮位置，无法容纳咸丰皇帝实录金匮。于是，便对乾隆、嘉庆和道光三帝的实录金匮进行了归并，腾出35座金匮，将咸丰皇帝22座金匮放入后，殿内金匮总数减至142座。光绪时放入同治皇帝实录和圣训时，因石台又将列满，不得不对匮内档案再行归并。此次归并，腾出金匮24座，将同治皇帝23座金匮放入后，殿内石台上共有金匮141座。民国十年（1921年），光绪皇帝实录修成，并于当年12月入藏皇史宬，共用金匮12座，殿内金匮总数达到153座。末代皇帝溥仪虽然修有《宣统政纪》，但并未入藏皇史宬。因此，到清末，皇史宬内金匮仍为153座。

清乾隆《钦定大清会典》中关于金匮的记载

　　关于金匮，一般都认为是内用樟木板，外铜皮鎏金并镌云龙纹。如李松龄先生《皇史宬：明清皇家档案库》一文中认为皇史宬金匮的匮体是“樟木材质”，秦国经《石室金匮皇史宬——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房》一文中也指出，皇史宬金匮“柜内以5厘米厚樟木板做成箱式，箱内又置楠木匣数个，匣内再放置以双层黄锦缎包裹的档案”。此外，尚有洪烛、邸志坚、裘影萍等人也撰文认为皇史宬金匮是樟木柜。但上述文章中均未给出金匮箱体是樟木的依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皇史宬，皇史宬遭受破坏。军队撤出后，大学士李鸿章将皇史宬的损失情况向皇帝进行奏报，匮内“樟木内函暨龙袱牙签全行失去”（军机处录副奏折），在对此次损坏丢失的书籍进行修补时，荣禄报请皇帝御览的清单中就有补齐失去樟木内函的花销，“樟木内函共欠三十层，每层成做木料工价并画金云龙，合银十两，共银三百两”（宫中朱批奏折）。可能这是金匮属樟木柜的直接档案依据，但这里所说的“樟木内函”是金匮内贮实录和圣训的屉，而非金匮箱体。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道光皇帝实录、圣训尊藏皇史宬时，监修总裁官祁藻奏称：“拟请将此次清字本金匮，每匮二屉，比上届酌加六套，计用九匮；汉字本金匮，每匮三屉，比上届酌加九套，计用六匮；蒙古字金匮，向系每匮三屉，今仿照清字本金匮，一体改做二屉，比上届酌加三套，计用十匮，通共需用金匮二十五座。”这件档案明确记载了金匮内的实录、圣训，是按屉来存放的，有的每匮用3屉，有的用2屉。故“樟木内函”应是指金匮内的屉，而非指金匮箱体是由樟木制作。

　　《大清会典》中的记载则与此不同。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五内有如下记载，凡尊藏实录金匮，高四尺五寸，广四尺一寸五分，纵二尺二寸，楠木质，裹以铜涂金琢云龙文，内贮格四，及裹均糊以黄缯。由此记载看，皇史宬金匮箱体是用楠木做的，而非樟木。此外，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六内还有如下记载，实录匮，康熙十一年（1672年）奏准，每匮长四尺一寸五分，阔二尺二寸，高四尺五分，楠木质，外用铜镀金云龙文叶包镶，内用黄绫糊饰，香杉木格，……匮格均无定数，准该馆来文办造。此处记载也说明金匮内箱体是楠木制作，而且匮内的屉是用杉木，并非樟木和楠木。但大学士李鸿章和荣禄的奏折中，却明确指出金匮内函是樟木，而非杉木，与大清会典的记载不同。

　　皇史宬贮放清帝实录、圣训的柜子名为“金匮”，制作金匮时会用到黄金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需要的黄金数量还不算少。清代内务府全宗档案中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揭示了制造金匮需用黄金的情况。嘉庆十一年（1806年），工部办理尊藏乾隆皇帝实录、圣训金匮，奏称“需用头等赤金一千三百二十六两二钱五分五厘，八成色金五百六十四两四钱八分”，要求由内务府领取。内务府查看广储司银库存贮各色黄金的情况，发现库内并无头等赤金，仅存有八成色金及以下的各色金两。于是向嘉庆皇帝奏报，库存八成色金除照数发给五百六十四两四钱八分外，尚余一千四百九十七两九钱六分九厘，建议以此抵发所需的一千三百二十六两二钱五分五厘头等赤金，得到了嘉庆帝的批准。

　　前述档案记载表明，制造金匮不仅要用到黄金，还需要高品质和高规格的黄金，而且数量不算少。根据嘉庆时期的皇史宬金匮排架图，贮放乾隆皇帝实录、圣训共用了70座金匮，这说明嘉庆十一年共制作了70座金匮。而且制办这70座金匮，用的全是“八成色金”，故我们可算出制作每座金匮需要的黄金数量。制作此70座金匮，共用八成色金1890.735两，则每座金匮需用黄金达27两之多。按清代16两进制计算，制造此70座金匮共需用黄金118斤之多，则每座金匮需要黄金近1.7斤。由此来看，清代皇史宬金匮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黄金来制造，是名副其实的“金匮”。按清代通行的银本位制，将这些黄金折算成银两，数量是多少呢？据清代内务府全宗档案，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令内务府将库存各色黄金，除存留备用头等金和七八成金共5000两外，其余各色金3.6万余两交由两淮盐政和苏州织造变价。次年，内务府将变价情况奏报，是按一两金合17两银售变的。因此，成造贮放乾隆皇帝实录和圣训的70座金匮所用1890.735两金，折银共计32142.495两，每座金匮合银459.1785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