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代书院藏书的历史与特色

　　云南古代书院藏书的来源、藏书的管理和藏书楼建筑，并对云南古代书院藏书在云南文化发展史及藏书史上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评价。

　　一、云南古代书院藏书起源

　　早在西汉元狩年间，叶榆张叔……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遂负笈往从之受经，归教乡人；盛览学赋于相如，著《赋心》四卷，明代诸葛元声《滇史》称两人是“滇人开文学之始”；汉章帝元和中蜀郡人王阜为益州太守“始兴学校，渐迁其俗”，此时，云南才有学校的出现，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也载：“建学立师，叶榆之有学始于此”；南诏时期，在政权核心机构中设有“慈爽”主礼，管理汉儒学思想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公元841年，南诏设文学两堂，以儒教典籍训化士庶，此时，汉地名士郑回、杨波远、杜光庭等流寓大理并在文学堂中主教；大理国时期，采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并设立专门的“儒官”来管理文化教育，此时诵读儒家经典及经、史、子、集已经成为风尚；僧侣被称为“释儒”或“儒释”，李京《云南志略》载“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也载“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先士皆出此辈”，僧侣即读佛书也读儒书，僧侣成为了老师，寺院成为了学校；元代赛典赤在云南执政期间，在云南大建文庙，设立学庠，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典问教本，提倡尊孔读经，推崇儒术，并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七月，云南行省参政郝天挺创立大理府学宫。同时云南地区私学得到发展，其主要进行读书，习字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释文》、《古文观止》以及“四书”、“五经”、“八股文”等。学校的发展，推进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为云南古代书院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

　　二、书院藏书的发展

　　明景泰年间(1450-1456)由浪穹县知县蔡宾杰捐建的龙华书院，也是云南省境内最早建立的书院。明代，云南府州县共计出现过65所书院，其中大理地区共建立23所书院，发展最快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间，一共创建8所，其中以明嘉靖年间进士李元阳捐建的桂香书院最为著名，当代名儒李荣开，杨履宽，刘玉湛等先后在书院担任过山长，师范《滇系学校考》载:“其立书院十余处，以云南五华成材，大理之中溪为最著”；到清代书院的发展是云南古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据统计云南府州县共有193所书院，其中以昆明，大理为最多，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载:仅在康熙，雍正年间，就建立书院26所，在同治后期和光绪年间共建立21所，清代大理书院先后共建立书院56所，其中以云南提督军门杨玉科于光绪三年(1877年)捐建的大理西云书院及昆明的育材书院、五华书院和经正书院声誉最高，藏书最为丰富。书院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书院藏书的发展，对推进云南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书院必有藏书。

　　三、书院藏书的来源

　　云南古代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御赠、购置、捐赠、刊刻。

　　3.1御赠：万历<云南通志学校>载:“嘉靖十年世宗御制《敬一箴亭》及《注释视听言动心五箴碑》州县皆有”；《康熙鹤庆府志学校》也载:“御制《古文渊鉴》一部”，五华书院有御赐图书《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等。

　　3.2购置：购置图书应是古代书院的主要藏书形式之一。正德&lt;云南志蒙化府学校&gt;载:“崇正书院，直往江南中州市郡市”；大理《西云书院序》也载:“所收租银修金膏水薪水，买制书籍及……”；又载:“书院应置备书籍，分年陆续遇有善本，着管事商之山长备款买存，以垂永久，不可以买书籍端挪用正款”，可见当时书院对购书，已有专人负责并设专款购买。民国《昆明县志》记五华书院曰：“嘉靖间巡抚王启建，久废，国朝雍正九年，总督鄂尔泰始迁今地，……购置经史子集万卷”。

　　3.3捐赠：捐赠书籍也是云南古代书院藏书的主要形式之一。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载:大理古代书院创办形式中属于私人捐建的书院有13所，占书院总数的14.7%，所以书院藏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捐赠。据赵联元《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载:“光绪壬午(1882年)剑川金华书院建成后，得到赵藩自湖湘载书适至，凡经史子集都三百六十余种，为卷六千二百有奇，既入书院，分架庋阁，以供学子诵读”。

　　3.4刊刻：明清书院具有授徒，藏书，刊刻三大功能。云南古代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的一部分，同样也具有这三大功能，再加上云南自元代以来印刷术的发展及刻书的增多，云南古代书院也有刊刻书籍，现存清代西云书院藏书中就有木刻印刷本《说文句读》、《说文通训定声》等书籍，清代五华、经正书院刊刻过《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重光集》、《诗法草编》、《律髓辑要》、《诗谱洋说》等图书。

　　四、书院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4.1管理人员

　　云南古代书院对藏书的保管除有藏书楼外，已设专人对书籍的负责。万历《云南通志学校大理府》载:“桂林书院……中为圣古籍阁，严像设储书史……”；赵联元《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所载《尚定收藏阅钞章程五条》中就载:“藏书楼交付在院肆业之学术二人，优给膏水，轮替经营，以时督视看伺、料检、曝晒、稽核、借还”。

　　4.2借阅

　　云南古代书院藏书借阅也有明确的规范。赵联元《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所载《尚定收藏阅钞章程五条》中载:“凡在院肆业诸生借阅，借抄，先……然后检讨在院阅钞，不得携出书院，学长即记借薄，每百篇书约十日为率，届满不还，即指名著看伺追缴，如有遗失损坏，即禀山长，责令借者买补，或估赔书价，由公另买补足；不在院者概不借与；年终交代，照目录检查一次，书每卷首届两页先已分别某姓捐者，即铃善某姓捐置金华书院同阅图记，余页铃盖金华书院藏书图记，所以防人换易”。

　　4.3编目

　　书院通过各种渠道购进书后，都要对图书进行编目，如剑川金华书院就有“照目录检查一次，书每卷首届两页先已分别某姓捐者，即铃善某姓捐置金华书院同阅图记，余页铃盖金华书院藏书图记，所以防人换易”。此外还编有藏书目录《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

　　五、藏书楼的建筑

　　有书院必有藏书，有藏书必有藏书阁，这也是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云南古代书院也秉承这一传统，在建立书院的同时非常重视对书院藏书楼的建设。大理明代太和名儒杨士云并云:“学皆有书，书多有阁，阁以尊经，名亦慎重”，可见藏书楼对保存经籍的重要性，及书院对藏书楼建设的重视，云南古代书院的藏书楼名称也呈现多样化，有藏书楼，贮书楼，尊经阁，圣籍阁，观文楼，以大理书院藏书楼名称为例，藏书楼命名的有：蒙化文华书院，明崇祯间同知朱统鐩等建，历年增修，光绪初年，增修藏书楼；太和桂香书院:明嘉靖太和李元阳捐建，咸丰六年(1856年)书院房舍大半被毁(仅存后层藏书楼五间)，光绪十一年(1885年)地方人士在原址上修缮藏书楼；浪穹洱源书院，清光绪九年(1883年)知县陈文锦捐廉率邑绅李学钧等建的洱源书院，并建藏书楼，讲堂及两厢书舍；以储书楼命名的有:宾川苍山书院:明弘治十二年巡按御史谢朝宣建，中有正厅，……后有步赢桥及贮书楼等层；以尊经阁命名的有：宾川秀峰书院，明嘉靖二十三年，知县朱宫建……中为楼以藏书，名尊经阁，以备制也；以圣籍阁命名的有：大理桂林书院，明嘉靖郡人参议张拱文建，……中为圣古籍阁，严像设储书史，而以讲堂附焉；以观文楼命名的有：蒙化崇正书院，明弘治十四年由曲靖同知胡光即其地建书院，胡光又请于……直往江南中州市郡市贮于观文楼，于是云南诸学，惟蒙化为最矣。云南古代书院藏书楼名称不以，但其藏书的功能是一致的。

　　六、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6.1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的精心收集和得到一些名人学士的捐赠，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文献，如大理崇正书院：明弘治十四年由曲靖同知胡光即其地建书院，胡光又请于……直往江南中州市郡市贮于观文楼；剑川金华书院：藏经史子集都三百六十余种，为卷六千二百有奇；大理西云书院:是大理古代书院中藏书最为丰富的书院，现保存下来的藏书由大理一中保存，藏书主要有《周易折中》、《礼记义疏》、《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皇请注解》等十三经约1000册，木刻版大字印刷的《二十四史》约1000册；《说文句读》、《说文通训定声》、《资治通鉴》、《御批通览辑览》、《佩文韵府》、《唐宋八大家文》、《滇系》、《道光云南通志》等书约2000册，其他还有《数理精蕴》、《王明政艺丛编》、《增广海国图志》等书，此外还有经正书院、育材书院和五华书院都保存了大量的古籍，由此可见云南古代书院的藏书数量是丰富的，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6.2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

　　云南古代书院，以封建思想为指导，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在教学方法上多采取启发诱导，提倡学生自学成才，博览群书，授道解惑。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云南古代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所以云南古代文化在明代空前繁荣，人才辈出，这与书院藏书也是分不开的。

　　6.3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云南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郑回，杨波远，杜光庭；明代李元阳捐建的桂香书院，名儒李荣开，杨履宽，刘玉等先后在书院担任过山长；清代云南提督军门杨玉科于光绪三年(1877年)捐建的西云书院，鸿儒李彪，许印芳，陈席珍，陈思霖，韦履洁扥先后在书院任过山长，他们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明李元阳所著《天文历志》，书涉及日月运行理论，恒星和行星观测，历法知识等领域，在当时中国天文学史上处于领先地位；清李彪所著《太阳行度迟疾限损益捷分表》，书中数据精度很高，其月转测二十七日五五四五八九二与现代理论质27．55455日误差仅0．00004日，其精度在我国传统历法中可谓佼佼者；他们为云南古代的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