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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新基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改委明确将其范围界定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新基建”将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其中，5G基建预计在未来五年间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在“新基建”即将进入加速期的同时，文化界的“新基建”也接踵而至。
近日，中央文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是打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畅通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融通文化和科技、贯通文化门类和业态，推动文化数字化成果走向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举措。
在这个体系下，全国公共文化机构、高等科研机构和文化生产机构各类藏品数据，将被标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成果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得到提炼。通过建设物理分散、逻辑集中、政企互通、事企互联、数据共享、安全可信的文化大数据服务及应用体系，将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融入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以及城乡规划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2020年可以称为中国“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元年，这是继2019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委在《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后，第一次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如何建设该体系做出了更加全面、明确的部署。
八大任务，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
《通知》对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设定了八大任务，分别是：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建设、文化体验园建设、文化体验馆建设、国家文化专网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建设和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建设。
从具体内容看，工银投行分析师认为，这八项任务大致可分为数据库资源开发，应用场景搭建、平台构建以及生产线建设，基本形成了文化数据从生产、标注、入库到加工、传播、应用的全体系闭环。
三座“金山”矗立：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
曾经，在文化大数据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需求侧大数据。那些滚热的市场信息、庞大的客户体量、疯涨的流量增速等，都是由文化消费终端而产生的海量数据。然而，海量数据并不意味着最终都会转化为有效的消费需求，大量的无效供给过时即废弃。所以，解决文化产业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着力点就落在了供给这一侧。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现在，文化再生产需要尤其注重在供给侧大数据上的发力，做到从源头撬动体系的再造。供给侧大数据数字化来源分别由公共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化生产机构组成。三者作为要素基础和机制基础，直接影响到了文化产业的中长期发展。
文化遗产作为炼取大数据的主要开采源，只有利用数字化技术深度开发这一文化“金矿”，才能矗立起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三座“金山。
可见，在前端，供给侧大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文化生产过程提供了相当成熟的准备条件。
生产线建设：数字化文化生产线
如果说旧的文化生产体系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体系正在孕育、生成，那么由新旧体系挤压、摩擦所产生的间隙和阻力，就急需得到弥补和缓冲。而文化生产线在文化生产闭环系统中相当于含氧细胞，激活着文化数据、文化科技、文化生产者等生产要素，实现业态间和内容间的关联；同时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甚至是端对端的互动。
面对体系更替的压力，各个文化机构如出版社、影视公司、演出公司、设计公司等，要主动发挥内容创作生产优势，积极参与文化数据的标注及解构和重构。
无数的实践证明，文化生产线越多，文化机构转型升级的成效越显著，文化生产力水平越高。据中泰证券测算，新基建可以拉动文体娱乐行业产出增长0.4%左右；长期来看将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创新战略的转型。
平台构建：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
国家文化专网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一张独立的网，依托有线电视网络，与现有的互联网并行，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此次方案，目标明确，要求将有线网塑造为“数字文化传播网”，深化其“宣传文化”与“信息服务”的双重属性，尤其突出文化属性。
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未来也将各地广电集成建设的云或数据中心纳为节点，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终端提供云服务，帮助更多的创业文化科技企业有效上云；各企业背靠大数据库这个大坝，一个巨量的内容引擎已然在握。
两大场景搭建：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
“刚起步、未起步、难迈步”，是许多线下文化体验场景仍欠缺活力的普遍表现。
从社会化发展问题上看，如何让文化园、文化馆完成从“年抛”到“永设”的转变，关键在于怎样将娱乐、工程和教育融为一体，让受众乐意“氪金”；怎样实现线下线上都搭建出德艺双馨的体验场景，推动更多优秀文化走进日常生活里的重要场所。
这一点，还是要拿大家最熟悉的迪士尼来做例子。2019年11月Disney+的流媒体服务开始运营，人们的线下需求转移到了线上，使迪士尼得以在疫情期间挽回一局。目前，Disney+的全球用户突破5000万大关，在印度市场上已经领先于前浪Netflix，并且很有可能会超过亚马逊成为印度流媒体服务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名。仅2020年第一季度，迪士尼的流媒体服务就实现了39.87亿的营收，激增334%。
在市场环境的激荡下，尽管有政府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债券的资金扶持，文化实体能够积极自救才是其力挽狂澜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要意识到，“云旅游”“云博览”亦不是疫情之下的权宜之计，而是文化大数据建设下以“信息”和“算力”技术创新所推进的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文化科技，四十二载兼程共进
却顾所来路已深，科技深处觅人文。事实上，从1978到2020，“文化+科技”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一直得到不断丰富，并呈现出极强的时代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数字存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催生了以唱片为主要代表的数字文化产品，《黄河大合唱》《红太阳》等经典传唱于世，中国第一个唱片出版机构“中国唱片社”也随之成立；
改革开放新时期，磁带、激光照排、光盘、电子书、网络出版、移动出版、终端阅读等新技术陆续开发，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以来，增强现实、虚拟仿真、人工智能、5G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步伐更加紧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移动化的趋势在文化产业得到充分体现。
历史经验说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再生产的需要，使得文化装备制造成为了最佳切入点。每一次的科技变革，都会带来文化业态的飞跃。
我国文化科技体制改革基本上可以按照各阶段关于科技发展的阐述进行划分，文化科技的战略部署由此划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1978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标志。
工作尚处在摸索阶段，文化系统的科技管理工作刚刚启动，总体来说，仍服务于国家的科技管理体系之下；
第二阶段以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立为标志。
在该思想的指引下，文化科技管理工作相关政策不断出台，机制体制不断创新，科技也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第三个阶段以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为标志。
全国科技大会首次提出了“加强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科技工作”，文化与科技的统一性进一步被明确；
第四个阶段以2003年“文化产业”概念正式确立为标志。
中央政治局开展第七次集体学习，明确了文化产业的提法。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科技共同的目标更加明确，即让文化科技管理工作成为文化领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第五个阶段以《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发布以及“文化科技融合”概念确立为标志。
提出“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科技不仅承担着文化领域的发展建设，也承担起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任；
第六个阶段以十八届三年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为标志。
文化科技融合成为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核心内容。这个阶段，文化科技的交汇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新技术发展和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相关的管理对象、管理方法、管理目标都变得多元化；
第七个阶段以六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为标志。
要求以新技术推动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与建立起我国的大文化数据体系。以期到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实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真正革命的艺术家不应当毫无批判地接受艺术生产现成的力量，而应该加以发展，使其革命化。这样，他就在艺术家与群众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正如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所谈论的那样，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从来都不是一个新命题，而应该时刻把它看成一个新问题。
伴随具有更细颗粒的技术解析度的3R（VR、AR、MR）、5G、AI等的问世，电视互联网、数字出版创新链、超高清视频产业等应用的加速落地就显得尤为关键。如此，文化界新基建的建设者才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产业、幸福产业带去更多奇思的构想，付诸更多伟大的实践。
结语
从一张老式数字唱片的转世流芳到现今虚拟偶像音乐制作的遍地开花，不管语境如何转换，逻辑如何重组，文化和科技始终在赋予人们的美好生活灵动与深度。
在这个概念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不仅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的进化，更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精神文化需求的接入口，最终让每个人链接到具有人性的、可感的、互动的、美学体验的智慧城市生活中去。这，不仅是中国故事的灵思妙想，更是全人类的现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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