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位于聊城市古城区万寿观街东首路北杨氏宅院内,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聊城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历经四代人悉心相守,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海源阁藏书楼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阁,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层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层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楼檐正中悬有杨以增手书“海源阁”匾额,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阁下正中两柱上有“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的楹联。阁前有长廊式读书亭两座,阁后五进院为明清版本藏书处,北有瓦房五间,东西瓦房三间。海源阁藏书楼的楼主是杨以增,但其藏书始于他的父亲杨兆煜,经过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杨承训四代人的努力,上百年的积累,总计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4000余种、22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其藏书之宏富,版本之精善,文物之丰富,海内闻名。中国历史博物馆将海源阁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弼宋楼”并称为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还将海源阁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宬”、宁波天一阁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海源阁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道光五年(1825),杨以增秉承父业立志藏书,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他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开始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涉海而能得所归者”之意,取名“海源阁”。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沿运河用船运至聊城。此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杨以增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分藏书。黄丕烈系乾隆年间举人,喜欢藏书,搜集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辟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又称“士礼居藏书”。杨以增得到了黄丕烈的藏书,为海源阁藏书初步奠定了基础。
杨以增收集、购买书籍时,特别注意鉴别书籍的真伪和收藏价值,大多经过梅曾亮、高均儒、吴熙载等文人、鉴赏家的鉴别,因此,所收购书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海源阁楼上藏宋元精椠,楼下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将帖片、古物、字画贮于阁的后院,凡五间,皆至充栋。另辟有“宋存书室”,因得宋版书《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遂称“四经四史之斋”。咸丰年间,江浙藏书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机又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部分藏书,复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粮船运至聊城。藏书世家延绵祖孙四代,却在1930年被军阀、土匪掠劫损失大半,流散他人更不在少数,只有一小部分经文献学家王献唐等人整理辗转收入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陈登原先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傅增湘先生的《海源阁藏书纪要》书中甚为详实地考察记录了海源阁藏书的聚散流亡过程。
1956年,海源阁被山东省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毛泽东主席赠送他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这个珍贵的礼物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中国版刻图录》收录海源阁的书影44种,标点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也是以海源阁藏书版本为主要参考排印的。1992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在原址按原结构样式重建,落成之际,海内外名流纷纷题字作画致贺,馆内现藏有李苦禅、启功、沈鹏、刘炳森等名家字画数百幅和大批图书文物。胡乔木题写的“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楹联,如今醒目地悬挂在海源阁大门两侧。可以说,海源阁藏书曾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作为文化地标,也昭示和催生着一个书香社会的逐步形成与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