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马球为何在唐宋元是兴盛一时的活动，在明朝却走向衰落

　　在中国最繁荣的三个朝代唐宋元，有一种名叫“马球”的马上曲棍球运动风靡一时。

　　唐朝，十八位皇帝都是马球狂热粉丝。

　　宋朝，《宋史·礼志》载：“打球本军戏”。

　　元朝，打马球作为一种日常活动甚至被写入了藩属国高丽的汉语教科书《朴氏通谚解》。

　　到了明朝，马球渐渐衰落。特别是到明朝中后期，衰落势态格外明显。帝王不再亲自打马球，百姓也较少打马球，到了清朝，竟然走向消亡。

　　为何风靡一时的马球，会在明朝后慢慢衰落呢？这得先从马球的性质说起。

　　马球，也称打毯或者击鞠。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资治通鉴》载“凡击毯，立毯门于毯场，设赏格。各立马于毯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毯于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以先得毯而击过毯门者为胜。”也就是说参赛者要将球用球杖打入对手球网中，则得到一筹，也就是一分。最后，得分高者获胜。

　　可见，马球胜负分明，对参赛者反应、策略和马术等能力有一定要求，极易激起人的胜负欲，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竞技性。

　　唐宋元的统治者和明朝统治者对马球的性质特点有不同的侧重。

　　总体而言，在唐宋元时期，马球竞技性、军事性特点更加突出。而在明朝，马球却慢慢变成了一种纯粹只有娱乐观赏性质的运动。明朝统治者对马球性质异于前代的认知，是马球衰落的重要体现。

　　笔者主要选取马球最盛的唐朝与明朝对比，得出明朝马球衰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唐和明是否重视冷兵器的军事训练

　　首先，唐朝骑兵主要处于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作战牲畜就是马。

　　《新唐书》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

　　可见，有唐一朝马匹数量异常充足，而且“天子”目的明确，就是要兴盛“武事”。这跟唐朝的战争状况有关。据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隋唐历代仅内乱次数多达974次。

　　扩张中的唐朝同时面对内在和外在的危机，自然需要练马练人来应对挑战。马球作为一种鼓起斗志，训练马上技术的运动得到推广也不足为奇。唐人阎宽《温汤御球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

　　而明朝骑兵处于冷热交替期，既继承传统“柄长十五尺，其法初出马”的方式，又有意识使用火铳等热兵器。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提到对外扩张，有“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看法，于是后来明朝统治者侧重于安内。明人没有唐人那般的扩张野心，所以也不甚重视军事训练，士兵的斗志就有所下降。

　　所以可以看到，《明宣宗行乐图》里，马球已经变成了设立球门参赛者逐个击入球的运动，没有攻防之分，已然失去了根本的对抗性。

　　而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军边塞异动，马政松动，马匹质量差，热兵器普及速度慢。在马差人乏斗志的情况下，马球作为一种竞技性的训练方式自然也衰落了。

　　二、马球在唐和明是否是重要的“国俗”

　　一种运动要成为国俗，主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皇帝喜欢并乐于推广，二是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典型案例就如乾隆皇帝《皇朝通典》“冰嬉虽戏意诘武”。当然，社会观念也是重要因素。

　　（一）皇帝是否喜爱

　　唐朝方面，《资治通鉴》载“上（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通俗相尚。”

　　比如说中宗的后继者中，唐僖宗就沉迷于打马球。他甚至在黄巢起义军来势汹汹时，留下了“击球赌三川（节度使）”的“佳话”。

　　唐朝皇帝还乐于举办马球表演，促使马球更好进入民间。

　　一个国家，是容易“上行下效”的。皇帝喜欢打马球，自大臣到百姓，就都会想要打马球，甚至把打马球当成自己的日常。

　　明朝皇帝喜爱马球程度远不及前代。宣宗时，马球尚且还是一种宫廷行乐工具在《行乐图》里出现。到了明朝中后期，马球成了节日特色娱乐活动，虽还存在，但少有和“皇帝的偏爱”挂钩。

　　帝王不打球，百姓也不打球，马球从日常活动变成了只出现在端午、重阳等节日的特色活动，影响力就大幅消退了。

　　（二）马球是否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封演《封氏见闻记》载吐蕃人迎娶金城公主时，和唐人比试马球连胜，于是“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以高超的马球技艺为唐朝扳回一局，挽回了大唐丢失的脸面。

　　可见在唐朝，马球作为一种运动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活动，地位是很高的。

　　而在明朝，马球的政治影响力大幅衰退，再无听到马球和外交联系的消息。

　　（三）尚武之风和尚文之风的差异

　　唐人尚武之风盛行，这突出表现在文人作品也有“硬汉精神”。高适、李白等文人身体素质过硬，在许多作品也表现出一种尚武的气魄。就连自幼体弱多病的药罐子李贺，也在《南园十三首·其五》写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尚武精神也促进了马球在士人间的传播。如《唐摭言》记载:“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日:‘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

　　而明朝统治者认同宋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的观点，又主张和平，干脆贯彻了吴自牧《梦粱录》“打球”“则非仕宦者为之”的对马球的微妙态度，对马球推广不甚上心。而明人尚文不尚武，对马球不大感冒。有明一代，少有听说热爱马球的百姓、士人。

　　综上可看，马球在唐朝满足了成为“国俗”的三个条件，而在明朝，马球只是帝王的一种普通消遣，无缘成为“国俗”。

　　至此，打马球这一活动，丢失了最重要的竞技军事性质，也没有像娱乐活动冰嬉那样成为国俗，衰落也就不可避免。到了清代，满人重视本民族的特色活动冰嬉等，对马球更加不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