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频繁发生、破坏性巨大的灾害,我国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防火工作。中国古建筑绝大多数以木材为主要材料,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所以耐火等级很低。在发生火灾时,屋顶严实紧密,内部的烟热不易散发,温度容易积聚,迅速导致“轰燃”。
古建筑的梁、柱、椽等构件,表面积大,木材的裂缝和拼接的缝隙多,再加上大多数通风条件比较好,有的建筑更是建在高山之巅,发生火灾后火势蔓延快,燃烧猛烈,极易形成立体燃烧。在古代,为了防范火灾,人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从它的建筑结构和装饰就能看出。
像屋顶的屋脊两端会有吻兽作为装饰,传说中的水系神兽有辟邪和防火的寓意。但其实吻兽位置比屋顶高,它还有避雷针的功效,而天雷是火灾的来源之一。除了防火装饰物外,古代在建筑材料以及结构上都有防火的设计,如藻井、辟火珠和传说中的五行之术“门不带勾,阁必有水”、设置防火墙等等。此外,我国古代还有很多的防火设备。
唐代开始用皮袋、溅筒灭火器灭火。《通典》载:“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
随着时代的变迁,灭火器具不断创新。北宋仁宗时,便有了水袋、水囊、唧筒、麻搭。据公亮《武经总要前集》载:“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水囊“如囊,以猪牛胞盛水”,“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皆以蹙火”。
苏东坡先后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建立了官府消防队(时称“潜火队”),配置棚索、斧、锯、旗号、火笼、火背心等消防器材装备。明代,杭城由官府设防火铺,配置有水桶、云梯、火钩等救火器具,最早的消防器械是藤斗水枪。至清光绪前,杭州官办和民间、善堂兼办的消防,主要的灭火器是水龙(又称“水铳”、“唧筒”)。
明代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清康熙年间,始有防范火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人数不下200人。火班又称机桶处,机桶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救火器具。这种国产救火器具原置于消防队队舍,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品标牌为“水龙”。
光绪十三年(1887年)闰四月初七日,杭州织造衙署呈准朝廷,购置洋车式水龙(简称洋龙,即腕力龙,装有轮盘推动,仍用人工腕力出水,后发展至马达发动出水,称机龙)一架,雇夫役50名,救护衙署兼顾地方火灾。十九年(1893年),杭州府署购置水龙两架、洋龙一架、雇水夫20余名、云梯、杠索、长钩、短斧、大纛旗、各小旗、灯笼等一应俱全。
据《大清会典》记载,紫禁城内曾有大缸308尊。由于历史的变迁,现还剩200余尊。在宫殿前设置的这些大缸,称之为“门海”,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过去由几十个太监专门负责管理,每天派劳役从井内吊水,一担一担把缸打满。夏天要保证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除在缸口加盖之外,还在大缸外围包上一层棉絮外套,在特别严寒的季节里,要把缸架在特制的石圈上,下燃炭火,昼夜不熄,以免缸水冻结。
中国古代的这些防火设施和思想,虽然可能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却反映了古人对平安的渴求。“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古代每晚都有打更人存在,熟悉的声音时刻提醒着百姓,防止发生火灾。作为古建筑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防火设备已经独特的文化景观,反映了当时人们朴素的防火观念以及对平安的向往,也在提醒这我们重视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