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沚书院：尊道贵德 经世致用

　　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一所影响深远的书院，坐落于市区松台山麓，原为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讲学之地。书院选址于“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蕞然小洲，缭以勺水”，行己将其取名“浮沚”，意为身若浮萍，去留无止，愿以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在这山水环绕、清幽静僻的“暂寓之室”，行己开始收徒讲学、传授知识，在当时“见闻最晚”的永嘉（今温州），“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

（一）

　　中国书院的制度与精神，奠定于两宋时期，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北宋书院大体有三类：一为地方官员出面，公众筹资，在前代书院基础上重建的官学延伸式书院，如石鼓书院；二为大宗族自建的家塾式书院，如华林书院；三为学者自设授学的私塾式书院，浮沚书院便为此类。

　　北宋初期的书院以前两类为主，如名重一时的宋初四大书院大都是官学延伸式书院。宋初，朝廷为了征服割据政权，消耗了大量财力，除了国子监、太学外，州县乡之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此时百废待兴，官学教育与社会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脱节，这种状态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书院成为代替官学的重要存在。

　　北宋三次兴学，重在加强官学教育。虽说一时成就可观，然均以失败告终。同一时期，在官学之外，浮沚书院等一批注重讲学和研究的私塾式书院兴盛起来。

（二）

　　周行己（1067—1125年），字恭叔，世称浮沚先生，祖籍瑞安县，著有《浮沚集》等。他自幼好读书，七岁诵经书，十余岁学属文。十四岁其家迁往郡城永嘉，十五岁随父宦游京师。十七岁补太学诸生，与许景衡、刘安节等并称永嘉“元丰太学九先生”。居太学期间，行己从学于陆佃、龚原“新学”，后改从太学博士吕大临“关学”，元祐五年（1090年）赴洛阳师事程颐，成为程门著名弟子。元祐六年登进士第，官至太学博士。大观三年（1109年），行己罢职后回乡授学，创建浮沚书院。

　　周行己学问历经数次转向，由荆公新学转向关学、洛学，丰富的学问经历让行己既秉持包容的治学态度，又善于从所学内容中进行取舍，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从而在浮沚书院讲学中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尊道贵德，摒弃虚浮之风。周行己早年一心学习科举时文，至二十二三岁时“读书益见道理”，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于是行己日学而夜思，以学行修明为世人称道，在程门时“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牗”，保持一贯的修身之态。在书院授业中，行己确立了“知道”的为学宗旨，他说：“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谓之多闻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善于辞章而不知道，谓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行己努力避免“学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本”的状况，教导学生“明吾之善以诚吾之身”，不以学文、应举影响自己对于“道”的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教学也”，行己以孔子之言道明“教学”之义，以身为范，“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

　　兼收并蓄，不立门户之见。周行己早年在接受洛学的同时，也受到关学、新学的影响，他将新学之代表龚原与程颐、吕大临并称为“能传古道”之人。同时，行己也抛开党派之争，表现出对蜀学领袖苏轼的欣赏，四库馆臣评论其学问虽出程氏，“而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在书院的教学中，行己也体现出不拘泥于一家之学的包容精神，虽为洛学门生，却在传授洛学“涵泳义理”之学脉的同时，又倡导关学“学以致用”之学风，在讲授洛学“理”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时，又杂糅关学的“气”说进行讲解。

　　经世致用，推崇真才实学。周行己对实际问题颇为关注，他强调学“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认为学者在修身之外，也应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经世致用的才能。行己本人曾在《上皇帝书》中针对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对于务实精神的追求，亦表现在他对于人才培养和选贤制度的观点上。北宋时期内有太学，外有郡县之学，但朝廷仍患人才之难，周行己认为这正是由于“养之之道有所未至”“取之之法有所未尽”。为此，行己主张改革养士、取士之法，培养德才兼备、博学多能之人，在选贤方面提出应注重对学者实务能力的考察。

（三）

　　周行己在浮沚书院的教学中将“尊道贵德”置于首位，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士人对“道”的追求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身人格，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道”的追求是超越个体的身份、地位本身的。浮沚书院作为兴起于民间而以讲学和研究为主的书院，继承了儒家早期“有教无类”和以道德育人的理念，强调人人皆应受道德洗礼，这种平民化的教育精神，展现了儒家式的人文关怀。

　　浮沚书院亦成为当时关洛之学在永嘉传播的重要场所，为浙东学术之繁盛奠定坚实基础。永嘉虽于东晋太宁元年置郡，但在北宋时期，依然是“僻远下州”。以周行己为代表的永嘉士人利用各种机会跨越地理障碍，去接触、聆听关洛之学，通过创办书院，将这些主流的思想传播至永嘉各地，成为学术中心对学术边缘发生作用的媒介。

　　浮沚书院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造就了永嘉学风的繁盛之景。在永嘉之学的传承中，周行己作为继王开祖之后，真正奠定其学派规模者，为后来的诸多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南宋郑伯熊、郑伯英兄弟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周行己的学术思想，传洛学亦兼传关学，经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认为，永嘉之学“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学派既保留了洛学“必兢省以御物欲”的心性修养之面向，又发展出“弥纶以通世变”的经世致用之精神。永嘉学派的“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的治学态度，实际上可以从周行己的求学、传道经历开始追溯。行己之学“启蒙于皇佑，受业于关洛，传播于永嘉，鼎盛于陈叶”，浮沚书院不仅成为其个人学术思想向外拓展的阵地，也成为永嘉学派精神最初的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