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国庆”大不相同，想放假的心却千年不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每年10月1日都作为祖国的“生日”——国庆日，普天同庆。那么，中国古代不同的王朝，是否也有自己的“国庆”呢？所谓的“国庆”又是如何订立的呢？

“国庆”=“国之庆典”

　　中国古代以改正历法，变换年号，改易旧章等形式，标志王朝更替，而无具体的建国纪念日，但又确有“国庆”一说。

　　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中说“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西晋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其祖父是“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五等诸侯论》中，陆机主要是在批评官场恶习：国家有什么喜庆之事，这些人就捞点好处；国家有什么麻烦，他们就溜之大吉。

　　虽然《五等诸侯论》里的此“国庆”非彼“国庆”，但这可谓是古代“国庆”的最早出处。不过，这里的“国庆”意为“国之庆典”，多指国家庆典或举国欢庆之事，而并非专指国家诞生的纪念日。

▲（西晋陆机《平复帖》）

　　那么，在古代，究竟哪些重大事件值得举国同庆呢？

　　南朝宋鲍照《数诗》言“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这里“国庆”指正旦（正月初一），也就是元旦；唐司空图《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言：“翌日堰乃成，……徒令邑里交贺，合乐以迓之，流闻京师，中外以为国庆。”这里“国庆”则指堰成之后，举国欢庆之事。

　　前者为时令节日，后者则因事而庆，并无固定时间。二者都与国家诞生无重合之处。

“国之庆典”怎么过？

　　说到中国古代的“国庆”，以庆典的时间是否固定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固定时间的，基本上是岁时或时令等国家庆典，主要有岁首正月朝会、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等，尤其是冬至，在古代很受重视。

　　不难想象，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和我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生产息息相关，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人们要掌握播种、收割的时间点，必须对四季的变化、气候的寒温非常敏感，因此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与历法上的节气相关。秦汉之前这些岁时或时令仍处于萌芽状态，之后开始确立发展并变化。

　　而不固定的国之庆典，自然莫过于帝王的登基、大婚等重大事件了。

　　《史记》记载文帝登基之夜，下诏书说：“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不仅大赦天下，还赐民众酒食，真可谓是举国欢庆了。史书所见帝王登基，大多有大赦天下及赐民酒食之事。

　　帝王大婚也是举国庆典的重要大事。通过今存故宫博物院的清光绪皇帝婚礼图，可以想见当时皇家婚礼之奢华。

光绪皇帝大婚图

当庆典成为节日

　　古代虽然没有纪念国家建立的节日，但自唐玄宗起，却开始出现把皇帝的诞辰作为固定节日的现象。

　　在唐玄宗之前，为皇帝庆祝生日已经成为宫廷中的一项经常性活动，在这一天皇帝会在皇宫内殿举办宴会，宴请皇亲国戚和朝中重臣，京城内外的大臣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为皇帝送去礼物。然而这样的庆祝，影响的范围还只限于宫廷内部，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到了唐玄宗时，其将皇帝的生日从宫廷宴会发展到全民节日。

　　《唐会要·节日》记载：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十五日，时逢唐玄宗四十五岁大寿，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此日立为千秋节，明文颁布天下，令万民休假欢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穿戴一新，相互庆贺。民间村社更群居宴饮庆祝，并举行祭祀，以谢天恩。

　　公元729年，唐玄宗按照惯例为自己的生日举办庆祝活动，宴请百官。在宴席结束后，两位丞相源乾曜和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了一通奏表，奏表中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的生日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元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寻源，其义一也”，因此像唐玄宗生日这样“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清明总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的美好时刻，自然也应该被定立为每年固定的节日，好让天下人庆祝自己得逢盛世。

　　因此，群臣建议将八月五日设为“千秋节”，并将此节“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将这个节日写进国家法令当中，使之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是律令制国家，法令在整个政治社会运作中影响巨大，一旦颁布了法令，理论上就必须严格执行，节假日的法令会涉及到工作时间的调整，所以在颁布之时会非常谨慎。

　　在设立“千秋节”之前，用诞辰作为节日已与先例，如朝廷已经将释迦牟尼诞生的四月八日定为法定假日，有了这个先例，再将玄宗诞日加入节日名单，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这也是奏表中强调“孟夏有佛生之供”的原因。

皇帝赐予臣下的千秋镜，镜背铭有“千秋”二字。

图片出自陈灿平《唐千秋镜考》

　　至于休假的时间，奏表中的建议是“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当时唐代的节日休假，主要是针对朝廷官吏，从持续时间上来看，除了元旦（农历一月一日）、冬至休假七日，清明寒食连休四日，夏至和腊日休假三日之外，其他如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等节日都只能休息一天，千秋节的三天假日，对当时的官员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惊喜了。

　　从百官的角度来看，如果皇帝同意了这个提议，刚好给大家一个名正言顺的可以休息放松、吃喝聚会的机会；如果皇帝不同意这个提议，倡言者也算是找机会赞颂了皇帝一番，不至于遭到怪罪。因此文武百官对上表建言之事都很积极，纷纷应和两位宰相的建议。

　　皇帝生辰这样的节日在历史上尚属首创，既然是节日，就需要有标志性的庆贺方式，那么这庆贺方式该如何设计呢？张说和源乾曜等人的奏表中贴心地提出了庆祝方案：“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

　　张说和源乾曜虽然都是一流的名臣，但也不可能凭空造出这么多庆祝活动来，据史学家张泽咸、朱红等学者的研究，奏表中列举的活动，大多是从其他节日庆贺活动中移植而来的：

　　比如每年元旦朝廷会宴请百官，在宴会上大臣们要向皇帝献寿酒，这一活动被移植到千秋节，就成了“上万岁寿酒”；又比如每年秋天的社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百姓都会祭祀土地神，感谢神明赐予美好收成，由于秋社的日期和玄宗生日相近，干脆就把祭土地神的时间挪到千秋节，变成了“赛白帝报田神”。此外，所谓“以丝结承露囊”源于民间在白露时收集花露水制成的“眼明囊”的习俗，“进金镜”则取自道教佩戴镜子以求辟邪、鉴物的传统，均是渊源有自。

　　就这样，张说、源乾曜等人将官方、民间、宗教的各种庆典活动东鳞西爪地组合起来，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庆节”的庆祝方案。在此后的日子里，这套庆祝方案不断从其他祭祀活动中吸取营养，如开元二十四年将祭祀老人星的仪式移到千秋节，天宝年间又在其中加入了佛诞节庆祝活动中的设斋、禁屠、讲论等元素，逐渐将千秋节庆典发展为一个繁复庞杂的庆典体系。

　　当源乾曜等人提出的这套东拼西凑方案摆在玄宗面前时，唐玄宗龙心大悦，立即同意了百官的请求，下令从第二年（开元十八年，730年）开始设立“千秋节”，又制定了百官朝贺的步骤细则，并于开元二十年将千秋节庆典的流程写进了新修成的《大唐开元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皇帝诞辰为依据的“国庆节”，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诞生了。

《大唐开元礼》所载千秋节朝贺流程

　　张说和源乾曜等人为千秋节设计的庆贺活动虽然很隆重，但毕竟都是从别的节日借鉴而来，缺少唐玄宗的个人色彩，不能让节日中的群臣和百姓充分体会到皇帝的恩泽。为此，唐玄宗在千秋节例行设宴招待群臣的基础上，又命令乐工专为这个节日谱写《千秋乐》《倾杯乐》等乐曲，在兴庆宫花萼楼前的广场上，推出大型文艺演出。观看演出的，除了文武百官和宫城、皇城卫士之外，还有玄宗特别邀请而来的“京兆父老”，这些父老的出现，标志着千秋节从朝廷、宫廷的节日，正式成为官民同乐的节日。

　　千秋节的文艺表演非常精彩，除了公孙大娘舞剑、宫妓跳“霓裳羽衣舞”之类的歌舞表演之外，还有“角牴（摔跤）万夫，跳剑（抛接利剑）寻橦（爬长杆），蹴球（踢球）踏绳（走钢索），舞于竿颠（高跷）”等一系列杂技活动，其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舞马和绳妓表演。

　　舞马表演中，一百匹表演用的良马分为两队，披上雕縠珠宝，随着《倾杯乐》的节拍“骧首奋鬣，举趾翘尾”，翩翩起舞，之后再让几百名壮士举着厚重的木板来到场地中央，将木板连成一排，马匹随节奏跃上木板，舞蹈不辍。

　　绳妓表演中，艺人先将绳子两头固定在地面，再在绳子中间竖起高杆，将绳子的中部系紧在高杆上，两位表演者从绳子的两端各自踩着绳子向高处走去，在途中做出翻身、跳跃、顶杆等高难度动作，观众在地面上抬头观看，“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晚唐诗人郑嵎曾作《津阳门诗》怀念开元盛世，其中描写千秋节的一段说：“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生动详尽地为我们描绘了当时的壮观场面。

《信西古乐图》中的登绳表演

图片来自南京图书馆“中国传统体育图片数据库”

唐代舞马纹银壶，上雕有舞马图样。

图片来自南京图书馆“中国传统体育图片数据库”

　　郑嵎诗中提到的“花萼楼”，是千秋节庆典的固定场所。唐代长安有三处宫殿区，分别是城中正北的太极宫、城东北角的大明宫和城东的兴庆宫。在太极宫和大明宫，皇帝活动的宫殿都位于宫墙深处，百姓很难得见大殿真容。而玄宗即位后新造的兴庆宫则不同，除了宫城深处的兴庆殿、大同殿之外，还在宫城的西南隅建造了两座高大的连体楼阁，分别题名为“花萼相辉之楼”和“勤政务本之楼”。

　　从建筑布局来看，在宫城的一角安排这样两座高楼，又没有其他建筑与之相衬，显得十分突兀，但唐玄宗却非常喜欢这两座阁楼，在兴庆宫建成之后，他将大部分宴会和重要活动都安排在这两座楼和楼前的广场上。玄宗之所以偏爱花萼楼和勤政楼，一是因为这两座楼的西面就是他的兄弟们居住的胜业坊，二是因为这两座楼阁位于宫城边缘，可以让玄宗直接和长安市民建立起联系。兴庆宫位于长安城中心偏东的位置，在开元十四年进行过一次西扩，扩建之后花萼、勤政楼的位置恰好正对着长安城的东市。作为长安城内的两个商业中心之一，东市内聚集了数万家商铺，每日在其中来往的官员和百姓更是不计其数。

　　据考古专家的复原，花萼楼和勤政楼的高度约分别为三十三米和二十五米，高度远远超出七米左右的宫墙，因此虽然二楼建造在宫城内，却可以畅通无阻地与外界联通。

　　在千秋节宴会乐舞进行之时，皇帝登上城楼观看表演，长安东市的百姓们只要抬头仰望，就可以看到这位为自己带来平安和节庆的圣人。在三十米高的楼阁上，玄宗身着亮眼的黄袍凭栏而立，身边簇拥着文武高官和皇亲国戚，皇帝的身影高大而英武，面貌却不甚清晰，带给百姓一种若即若离的崇高感，将自己的个人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多年之后，曾经在长安亲身参与千秋节庆典的杜甫回忆起当年“御气云楼敞，含风綵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的似仙似幻之景，仍然是激动不已。

兴庆宫周边图

图片来自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的真相》

　　长安之外的百姓无法身临其境感受都城的盛典，但也不会一无所得。由于千秋节定立之初要求全国士庶“宴乐休假三日”，为了保证“宴”的进行，唐玄宗通常会向全国到了一定年龄的老人赠送牛、酒、米之类的福利品，让他们也能间接感受皇恩的温暖。

　　到了天宝七年，唐玄宗听从当时京兆尹萧照等人的建议，将“千秋节”改名为更为吉利的“天长节”，将自己的预期寿命从“千秋万代”延长到了“天长地久”。

　　在更改节名的同时，皇帝赐下的福利也越来越丰厚，到了天宝十四载，正好是唐玄宗做皇帝的第四十八个年头，这一年的天长节，他颁布了一条“推恩制”，决定释放天下死罪以下的囚徒，减少天下百姓一半的租庸，给天下年长者普赐米麦，又为长安、洛阳两地的九品以上官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其他官员和京城戍卫的部队也得到了相当数量布匹衣物的赏赐。这道推恩制颁布以后，普天同庆、人人欢喜，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长安被叛军占领，没来得及庆祝下一个天长节的玄宗匆匆逃出京城，远赴四川。在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有回复过以前的强盛。

宋人绘制的兴庆宫图

西南角是举办千秋节庆典的花萼楼和勤政楼

　　安史之乱爆发七年之后的宝应元年四月，唐玄宗在太极宫孤单病逝。当年八月，他的孙子唐代宗将天长节的三日假期缩短为一日。又过了四十余年，唐宪宗接受大臣的建议，认为玄宗等人的神灵“在天已久”，不应再接受人间的生日庆贺，取消了实行近八十年的千秋节庆典。

　　千秋节，天长节，“八月初五”，它只是唐玄宗一个人的生日，所以这种“国庆节”显然无法固定，只有类似的庆典、纪念方式传承于后。此后中晚唐和宋朝的帝王，有不少都曾将自己的生日设为节日，并且也取了很多吉利喜庆的名字，唐文宗时叫“庆成节”，唐武宗时叫“庆阳节”，唐宣宗时叫“寿昌节”，唐懿宗时叫“延庆节”，唐僖宗时叫“应天节”，唐昭宗时叫“嘉会节”，唐哀帝时叫“乾和节”……

　　与唐朝一样，宋朝也把以帝王诞辰作为国家庆典。如宋太祖的二月二十六日“长春节”，宋太宗的生日十月十七日“寿宁节”，宋真宗的十二月二日“承天节”等等。别出心裁的是，北宋时的庆典，还有数百名12岁左右儿童组成的“儿童方阵”，红紫银绿、色彩斑斓、锦袄宽衫、戴玉冠、裹巾头、舞剑器、执锦仗、捧宝盘、跨雕箭，扮夷来朝献宝，以此营造影响力。

▲（康熙帝御筆「萬壽無疆」匾）

　　清代的皇帝也不甘落后，以“普天同庆，天下大赦”为主题，操办皇帝的生日庆典。

　　清代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节”，寓意“万寿无疆”。“万寿节”的国宴场面宏大，规定午时摆设，未时举行，申时结束，时间长达四个小时。

　　“国庆”这天，民间禁止屠宰，禁止穿素色服装，一律穿鲜艳服装；官方禁止斩杀刑犯，并在这前后数日，连刑事案件都不审理。京城一派欢乐祥和，这时，主要街道全由官方布置得绚丽多彩。另外，在这一天，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朝廷还会推出具体的普惠措施，如减免税赋等。

　　朝代更迭，节日的时间与名称改来改去，社会影响力都会很大，虽然古今“国庆”大不相同，但人们想放假的心却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