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中国记忆中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之间进行长距离贸易的交通古道，也是人类历史上线路式文明交流的脐带，与世界历史发展主轴密切相关，它以中国长安与意大利罗马为双向起始点，横跨欧亚大陆东西万里，犹如一条大动脉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以及中亚和中古时代诸多文明联系在一起，沟通了欧亚大陆上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定居民族的交流，促成了多元文化的文明史泱泱发展。

　　探幽涉远，沧桑巨变，丝绸之路的起止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仅从起点说，西京长安还是东都洛阳，众说纷纭，争执不休。笔者始终不赞成“满天星斗多个起点”的观点，那样会造成无中心的认识混乱，引起国际学术界质疑。历史文献开宗明义指出长安是通往西域的起点，唐代诗人元稹《西凉伎》写道“开远门前万里堠，今韦蹙到行原州”。唐人《明皇杂录》说“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南部新书》“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畏万里之行”，《资治通鉴》记载唐天宝“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开远门外烽堠是唐长安具体起点，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这是载入史册的。洛阳、邺城、大同以及韩国庆州、日本奈良、京都等等都是延伸点，它们在一个王朝或某一时段成为中外交往的终点、起点或中转点，但作为丝路消费大城市远不能和长安相比，尽管西方的奢侈品到达长安后，其中一部分还会分销或赐予各地，造成全国风行的印象，实际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文物最多的还是长安。

西安大明宫遗址

　　在另一端最符合丝绸之路止点条件的城市是罗马，罗马帝国不仅有覆盖欧亚非驿道网与波斯帝国交通网连成一体，而且只有在强大繁荣的罗马才能够找到丝绸足够的市场和最大的主顾，罗马有专门销售丝绸的多斯克斯市场（Vicus Tuscus），公元前46年，恺撒将丝绸幕帘置于罗马剧场坐席上使观众免遭阳光暴晒。此后罗马人纷纷以穿丝绸为时髦，而女人们穿着轻薄柔软十分贴身又凸显肌肤的衣服更体现华贵，丝绸成为罗马显示身份的一种表现。2世纪后，丝绸也受到罗马平民的喜爱，罗马帝国对中国丝绸需求量越来越大，丝织品成为中国与罗马相互交往的桥梁。

　　根据近年考古新收获，中西古道沟通的东西方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是由于当时贸易路线非常不稳定，民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变迁又非常频繁，所以东西方交往时隐时现。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时期古墓群均出土一些玻璃制品以及西亚风格的金银物品，证明早在公元前300年双方就有了接触。而公元前8世纪的斯基泰文化中的马具、武器和动物纹已在欧亚草原上广泛流传，公元前4世纪又与西戎贸易商道交往，从而留下许多异域外来的遗物，包括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

2004年西安蒲城唐惠陵李宪墓出土胡人八角毡帽骑驼俑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促进了与中亚各国互信与交往，他是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的使节，将原来不稳定的民间贸易路线定型成为政府官方积极利用的外交大通道。此后汉晋隋唐之间，它成为承载着贯通中西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古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冠名为“丝绸之路”，德国东亚史专家赫尔曼与其他汉学家又进一步阐发，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容，随着一个世纪来考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已经确立了国家对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并得到了全世界对它在历史长河里作用的肯定。

　　一、商道与驿站

　　丝绸之路首先关注的是线路问题，古代交通线路最重要的标志是驿站，横跨欧亚大陆的线路历经2000多年的变化许多已成为研究盲区。但是具有档案性质的简牍提供了汉代烽燧、驿站的资料。1974年出土的甘肃居延里程简和1990年出土的悬泉汉简，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7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之间的驿站里程，清晰地描述了长安到敦煌的主干道路线与走向。从而使人们知道，中国境内分为官方控制的主线与遭遇战乱或政权更迭时使用的辅线，主线从长安出发沿泾河河道到固原，通过靖远、景泰、武威到张掖、酒泉、敦煌，辅线则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河道经宝鸡、天水、临洮进入青海，最后从索尔果到若羌。并可经青海扁都口到张掖。

悬泉置遗址（张捷/摄）

　　敦煌悬泉置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国家驿站与邮驿枢纽，其遗址出土了35000多枚简牍文书，记载驿站内常驻400余人，官吏82人，常备驿马120匹左右和50余辆车，日接待过往使节、商人一千余人。悬泉驿站从西汉昭帝时使用到魏晋时被废弃，前后使用了四百多年。唐代时又重新使用直到宋代彻底荒废。悬泉出土汉简保留了300多条与西域各国往来的记录，涉及楼兰（鄯善）、于阗、大宛、疏勒、乌孙、龟兹、车师等24国，尤其是与罽宾、康居、大月氏、乌弋山离、祭越、均耆、披垣等中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丝绸之路上邮驿特殊见证的新材料。

　　甘肃玉门关遗址、锁阳城遗址都出土了与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关联的文物。北宋《南部新书》乙卷记录唐代“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内，雌者付本国”。外国境界“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由于胡商沿着丝绸之路驿站往来不断，唐代长安附近滋水驿（长乐驿之东）大厅西壁上专门画有胡人头像，唐睿宗未即位时路过驿站题诗“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调侃胡人深目高鼻的怪异容貌。2005年发现的洛阳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壁画墓，一组大型胡人牵驼载物匆匆赶路图，再次证实了当时驿道繁忙景象。

　　新疆托克逊县阿拉沟被发掘的唐代烽燧遗址，出土文书记载烽、铺、镇、所、折冲府以及戍守将士姓名，反映当时唐军一整套戍守系统能有效地控制与管理，保障着东西交通路线的畅通。隋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繁荣为中外商贸主轴线提供了稳定环境，形成了敦煌至拂菻、西海（地中海）的北道，敦煌至波斯湾的中道，敦煌至婆罗门海（印度洋）的南道，比勘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的呼罗珊大道，甚至能将唐朝安西（库车）至阿拔斯首都巴格达的路程一站站计算出来。文献与文物的互证，充分说明古代东西方由道路、驿站、绿洲城邦构成的交流网络一直延绵不断。

　　二、商人与贡使

　　中亚绿洲的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最显著的商人，他们以“善贾”闻名，被誉为“亚洲内陆的腓尼基人”。粟特人兼营半农半牧，很早就活动在东西贸易交通线上。由于汉代重农抑商，魏晋至隋唐之间又制约一些汉地商品随意输出，包括各种精致的丝织品不得度边关贸易，所以被称为“兴胡”“兴生胡”的粟特人就成为转贩买卖的商人，起到了操纵着国际贸易的中介作用。

　　被古人称为“华戎交会”的敦煌，至迟在4世纪初，就有来自康国的千人左右规模的商人及其眷属、奴仆。《后汉书·孔奋传》说“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部古烽燧下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断代为4世纪初期，其中数封信内容是粟特商人从敦煌、姑臧（武威）向故国撒马尔罕（康国）与布哈拉（安国）汇报经商的艰难情况，并提到了黄金、麝香、胡椒、亚麻、羊毛织物等等商品。

西晋胡人骑狮青瓷器

　　汉唐时期商胡贩客的贡使化，是当时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粟特、波斯等国胡商通过“贡献”礼品实现“赐予”的商品转化，他们结成商侣积聚远至拂菻的珍宝，然后络绎不绝冒充“贡使”进入中国。《魏书·西域传》记载5世纪中期粟特“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唐初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咸亨四年（673）“康国兴生胡康乌破延”在西州卖驼的市契，以及另一兴生胡康纥槎等向西州申请“将家口入京”的过所案卷。《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碎叶（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诸国商胡杂居”的商队城市，西域商胡在此积聚珍宝转运各地。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都证明武威、高昌、库车、碎叶都是当时入贡的必经重镇。

胡人舞蹈铜像，1945年甘肃山丹出土

　　《洛阳伽兰记》卷三城南宣阳门条：“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近天地之区已”。商人都是成群结队行止同步，《周书·吐谷浑传》记载魏废帝二年（533）北齐与吐谷浑通使贸易，遭到凉州刺史史宁觇袭击，一次俘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开元十年（722）一批人数达四百人的毕国商人从中国负货归来被大食督抚赦免。敦煌第45窟唐代观音普门品壁画描绘的“商胡遇盗”，以及胡商膜拜菩萨图，都具有以图证史的价值。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背囊负包的胡商陶俑很多，但都是个体贩客。尤其是近年来出土入华粟特人墓葬，山东青州北齐傅家、太原隋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史君墓、登封安备墓等等石棺浮雕画，描绘了当时商人成群结队、骆驼载物的往来场景，给人们提供了粟特商队首领“萨保”活动的形象材料。令人疑惑的是，四世纪到五世纪整个粟特本土艺术未见商人题材，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商旅驼队的文物出土，而在中国境内发现这么多粟特商队图案，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对丝绸之路的贸易控制。

史君墓石椁商队图

　　三、运输与工具

　　首先是良马。汉唐之间引进西域良马是当时统治者倍感兴趣的动议，汉朝打败匈奴需要大宛汗血马作为种马配备军队，汉武帝更喜欢“西极天马”作为自己骑乘宝驹；唐朝反击突厥亦需要大量西域优种骏马装备骑兵，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唐玄宗的“照夜白”无不是最高统治者喜爱的坐骑。所以仿造良种骏马形象的陶马、三彩马大量出现，栩栩如生，胡人马夫手牵侍立几乎固化为模式，成为陵墓中陪葬的重要艺术品。唐代绘画中的骏马嘶鸣欲动，西域于阗的“五花马”常常是画匠们表现的题材。可以说，丝绸之路与“良马之路”紧密相连，绢马贸易甚至是中唐之后长安中央政府与回鹘汗庭之间的经济生命线。

　　其次是骆驼。骆驼是丝绸之路上遥远路途所负载重物的运输工具，也是穿越茫茫沙漠戈壁的主力之舟，驼帮们由各色人物组成，既有贵人也有奴婢，既有使节也有商人，他们在东西交通线上源源不断地来回奔波。汉代墓葬出土的各类材质骆驼艺术品还是少量的，从北朝到隋唐的骆驼造型艺术品则是大量的，不仅有陶骆驼、三彩釉骆驼，还有冶铸的金属骆驼。骆驼的驮载物往往是东西方商品的缩影，主要有驼囊货包、丝捆、长颈瓶、金银盘、水囊、钱袋、织物、毡毯、帐篷支架以及干肉等，在驼背上还出现活的小狗、猴子与悬挂死了的兔子、野鸡等，最典型的特征是以一束丝作为驼队运载的标志，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商品丰富情景。至于骆驼背上还有琵琶乐器和胡汉乐队的出现，吹奏演唱，虽有夸张，但还是漫漫路途上商人们边行边娱的生活写照。

　　四、丝绸与织物

　　丝绸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物品，公元前1世纪至8世纪形成了从产丝地中国到消费地罗马的跨文明独特链条，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人衣料主要是动物纤维的羊毛和植物纤维的亚麻，所以织物毛粗麻硬，而中国丝绸轻柔飘逸、色泽多样，作为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成为至尊之物，也成为贸易首选之物。20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地发现的战国凤纹刺绣，说明早在秦汉之前丝绸传至外国。在罗马东方行省帕尔米拉和罗马克里米亚也出土发现汉绮，据说公元前6世纪欧洲哈尔斯塔文化凯尔特人的墓葬就发现中国丝绸。希腊公元前5世纪雅典神庙命运女神像也都穿有蚕丝衣料，所以西方学者大胆推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通过中亚流入希腊。

　　汉唐时期纺织品发现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内蒙等境内，在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或绢，上面写明来自中原地区州县，布绢纱绫罗锦绮縑等等反映了中原有规模的织作、色染，以及官营作坊生产。从魏晋到隋唐几百年间，产品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龙、大小明光、凤凰锦、朱雀锦、韬纹锦等，随着丝绸之路大量贸易的发展，异域的外来影响也极大改变了内地的艺术风格，出土的毛织物明显带有西方题材的图案。高昌时期的双兽对鸟纹锦、瑞兽纹锦、对狮纹锦、鸟兽树木纹锦、胡王牵驼锦等各种图案新颖、色彩绚丽。唐西州时期的绿纱地狩猎纹缬、狩猎印花绢、联珠戴胜鹿纹锦等等精致织品，皆是精彩纷呈，不仅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而且联珠纹、猪头纹、孔雀、狮子、骆驼、翼马、胡商、骑士等西亚织造纹样栩栩如生，胡人对饮、对舞、对戏的图案极为生动，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影响。

　　在丝绸之路“青海路”“吐谷浑道”上，都兰吐蕃墓出土北朝至中唐的丝绸品种非常丰富，既有占总数85％中国产的织金锦、花綾、素綾、絣锦等，又有占14％的中亚、西亚织锦，独具异域风格的粟特锦和波斯锦图案精美，并有一件8世纪中古波斯钵罗婆文字锦。尤其是红地簇四珠日神锦，是中国境内所出日神锦中最典型的希腊题材，太阳神赫利奥斯在六匹带翼神马驾车下于空中奔驰，联珠纹又有萨珊波斯风格，还有中国文字“吉”“昌”，证明是中国产地综合了各种文化因素的纹样锦。

唐代胡人俑

　　五、金银与钱币

　　如果说“丝绸西输”是震动西方世界贸易消费的大事，那么“黄金东来”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王朝的巨大反响。公元初年古罗马著名人物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23－79）曾经记载罗马帝国与东方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黄金，因为与东方国家贸易中交换货物远不如黄金贵重，罗马人为购进丝绸不得不付出东西方都能接受的黄金硬通货。多年来，沿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了许多波斯银币和罗马金币，但是西方学者多注意的是前苏联中亚共和国地区出土的一些金币，自从1953年底在陕西咸阳隋独孤罗墓出土东罗马金币后，经夏鼐先生考证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566—578）时期金币，引起了海内外考古界关注，截止目前中国境内已经出土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币约为50余枚，它包括6世纪至7世纪初制作精美的拜占庭金币（又称索里得，Solidus），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仿制的索里得，以及钱形金片。这些金币绝大部分出土于墓葬，全部都在北方地区，宁夏固原北周田弘墓一次出土5枚拜占庭金币，史氏家族墓地出土4枚仿制金币。虽然关于墓葬中出现东罗马金币的习俗还有不同看法，但是原产于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金币竟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内地安身，不能不使人感到东西方交流的力量。

　　波斯萨珊银币除了在新疆地区集中出土外，还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都陆续发现，6世纪甚至还在河西地区通用，在中国境内延续了350年左右，多是萨珊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以后至库萨和二世（ChosroesⅡ,590—628）式样，说明北魏至隋唐时期波斯与中国往来非常密切。8世纪后，阿拉伯金币也传入唐朝。

　　丝路贸易的扩大促使贸易交换的货币作用愈发重要，许多绿洲城邦政权自铸货币，例如和田“汉佉二体钱”，造型上吸取汉五铢与希腊—贵霜钱币特点，塑造马纹或驼纹图案，被称为和田马钱。还有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仿汉五铢圆形方孔，钱币铭文用汉文与龟兹文合璧。

　　遗憾的是，古代中国没有流通外国货币的市场，中原人亦没有使用外国金币的习惯，无论是罗马金币还是波斯银币，除了被皇家作为珍稀物品收藏或是被达官贵人埋进墓葬作为口含，估计大量可支付的金银币都被销熔铸造成赏玩的金银器了，这不能不说是东西方交流中的一种理念的不同。

　　六、玻璃器皿

　　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早期墓葬中就发现了人造彩珠、管，因而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很早就能烧制玻璃。但从玻璃成分上分析无论外观或质量均有别于西方玻璃。在古代中国人眼里，精美的玻璃是一种出产在遥远的贵重奢侈品，是上层贵族最喜欢的贸易品，所以草原之路或丝绸之路都以玻璃品作为昂贵商品贩卖，从西亚、中亚几条线路上都发现了罗马、萨珊波斯、伊斯兰等三种风格的玻璃器，贯穿东西方许多国家，因而也被称为“玻璃之路”。

　　20世纪20年代阿富汗喀布尔贝格拉姆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贵霜帝国时期的玻璃器皿，还有腓尼基的玻璃器。实际上汉魏精美的玻璃制品均来自罗马，玻璃业是罗马帝国最主要手工业之一，广州汉墓出土有我国最早的罗马玻璃碗，洛阳东汉墓出土缠丝玻璃瓶属于地中海沿岸常见的罗马产品。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玻璃器的艺术价值，西晋诗人潘尼《琉璃碗赋》赞颂清澈透明的玻璃为宝物。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5件玻璃器，其中鸭型玻璃器与1—2世纪地中海流行的鸟形玻璃器造型上相似。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出土4只玻璃碗，其中一只精致的淡绿色波纹碗与黑海北岸5世纪罗马遗址出土波纹玻璃器类似。

　　伊朗的萨珊玻璃在3—7世纪时期也大量进入中国，其凸起的凹球面在玻璃器上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很有磨花玻璃的特色。1988年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外壁35个圆形凹面白玻璃碗异常精美，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凹形球面玻璃碗，质地纯净，有晶莹透彻之感。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侈口直壁平底玻璃杯，也有24个凸圈。可见萨珊波斯玻璃器长期流传，为世人所爱。

　　8世纪以后，西方玻璃生产中心转向阿拉伯国家，工艺技巧又有新的发展，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7件伊斯兰玻璃器，是唐朝皇家用品，刻划描金盘、涂釉彩绘盘、缠丝贴花瓶、模吹印花筒形杯等，都是罕见的玻璃精品，被认为产于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1986年内蒙古哲盟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6件伊斯兰玻璃器，虽然生产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但带长把手的高杯、刻花瓶、刻花玻璃盘以及花丝堆砌成把手的乳钉纹瓶，都是来自埃及、叙利亚或拜占庭的艺术珍品。

　　七、金银器

　　与地中海沿岸和西亚、中亚相比，中国早期金银器制作不是很发达，金银器皿类出现较晚。虽然春秋战国墓葬中出现了一些金饰品，但很少是独立器物，而目前所知一批金器均是采用铸造传统工艺，与西方锤揲技术凸起浮雕纹样不一样。

　　汉代及早期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主要有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这种锤揲技法源自古波斯阿契米德王朝，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凸瓣纹银盒，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银盒，都是西亚波斯流行的装饰手法。3—7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是金银器兴盛时代，传入中国的金银器陆续被考古发现，1981年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504）出土萨珊银盘，装饰题材为皇家狩猎者在芦苇沼泽地执矛刺杀两头野猪。近年刻有粟特文铭记的银器不断出土，西安鹿纹银碗、内蒙猞猁纹银盘、河北银胡瓶均有波斯风格的纹饰。与此同时，西方的金银器也传入中国，1988年甘肃靖远出土的希腊罗马风格银盘，周围为宙斯十二神，盘中间酒神巴卡斯持杖倚坐在雄狮背上，人物非常突出醒目。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墓（569）出土的银壶瓶，瓶腹部锤揲出三组男女人物，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中帕里斯审判、掠夺海伦及回归的故事，有人说属于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制品，但考虑敦煌遗书P.2613号文书中称为“弗临银盏”，弗临即拂菻，即来自罗马拜占庭的银杯，这就指明西方金银器的输入。

　　唐代是中国金银器皿迅猛发展的时代，这与当时吸收外来文化有密切关系，西方的锤揲技术、半浮雕嵌贴技术等，都有启发中国工匠学习的做法，所以不仅有外国的输入品，还有中土仿制品，“胡汉交融”非常明显。1970年山西大同出土的海兽纹八曲银洗，1975年内蒙古敖汉旗出土胡人头银壶，都是萨珊波斯造型与纹饰。尤其是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窖藏，鎏金浮雕乐人八棱银杯的西方艺术风格异常明确，而受萨珊波斯——拜占庭式金银器物形制的影响而制作的各种外来纹样，例如海兽水波纹碗、鎏金双狮纹碗、鎏金飞狮纹银盒、双翼马首独角神兽银盒、灵芝角翼鹿银盒、独角异兽银盒等等，顶部和底部中心均有猞猁、狮子、双狐、角鹿、对雁、衔枝对孔雀等，周围绕以麦穗纹圆框为代表的“徽章式纹样”，兼收了粟特、萨珊波斯、拜占庭的艺术风格。

陕西历博藏六管都盒

　　八、宗教与传播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上，随着商人、僧侣增多传入中国的宗教分不同时期有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等。1989年在阿富汗发现的阿育王法敕铭文证明阿育王时代佛教传教线路已经向中亚延伸，最早信仰佛教的西域胡人与印度南亚接壤，他们为主导奉佛向外传播，东渐传入中原后也是以胡族为僧侣。上世纪20年代汉魏故城遗址就出土的佉卢文（贵霜帝国官方文字，被定名为健陀罗语）题记井阑石，铭刻的题记记载着公元179至190年东汉末期佛教僧团在洛阳聚集受人敬重的状况。1907年敦煌出土粟特文信札第2号记录了西晋末年“有一百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今河南浚县），他们远离家乡，孤独在外。在□有四十二人”。虽然不知是否胡商，但聚落以西域礼俗会使奉佛胡人建立佛寺。梁释僧祐《弘明集》卷十二记载晋人不奉佛事，“沙门徒众，皆是诸胡”。所以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在胡人聚居的市邑，高僧沙门也是外国人，而且他们与商人阶层存在深刻联系。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诸多石窟与寺院遗址，深刻反映了南亚、中亚宗教文化的印痕。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立的善恶二元论宗教，后被定为波斯国教，传入中国称为祆教。4世纪以后随着入华粟特人增多和汉化，北魏时祆教已经在中土流传，北齐时在各地设置“萨甫”官职管理祆教祭祀等活动。敦煌唐写本残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了当地祆教绘有壁画的寺庙。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墓，河南登封发现的隋安备墓，都以浅浮雕刻绘了火坛以及人头鸟身祭司点燃圣火的祭祀场景。

　　公元5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于431年在以弗所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后流亡波斯，贞观九年（635）经中亚传入唐长安，初称大秦教或波斯教，后称为景教。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中有汉文景教经典和10世纪前基督画像，吐鲁番也发现有叙利亚语、婆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突厥语的福音书，景教寺院还残存有宗教壁画。除了最著名的建中二年（781）立于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006年又在洛阳发现了镌刻十字架和景教经典的石头经幢。

　　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始的摩尼教，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几种说教。武周延载元年（694）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摩尼教大量遗址遗物先后在吐鲁番、敦煌以及欧亚其他地区出土，柏林博物馆收藏的8—9世纪高昌回鹘旧址壁画残片和残卷插图，显示了摩尼教善于借用各种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教义，尤其是用日月象征其追求的光明王国，戴着装饰华丽高帽的摩尼像作为顶礼膜拜的宣传画，也成为透视摩尼教传播的证据。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掘出用粟特文写成的摩尼教经典写本，其中精美插图已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为重要史料。

　　从波斯传入的“三夷教”曾在中国流传，虽经唐朝廷打击突然消失，但在中亚西域及各地仍存活演变，其残迹遗痕和各种语言文献的补正，使我们了解中西文化交流中宗教的影响之大，确是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九、语言与文书

　　百余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用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记录了各种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相遇交流，也使古代世界通过语言信息互相传递，仅就从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至少使用过18种文字、25种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考古探险家在新疆发现用吐火罗语与婆罗谜文约为公元400年以前至公元1000年，从宗教文学作品到世俗文书涉及种种史地难题。公元4—10世纪的于阗语文献，证实了说东伊朗语的塞人部族曾在和田绿洲定居，建立了于阗王国。公元2—5世纪时，用佉卢文书写的俗语成为鄯善国的官方语言，和田、尼雅、楼兰、巴楚、库车、吐鲁番等古遗址都发现有佉卢文写本及残片。

高昌故城

　　自汉代以来新疆历代长期使用汉语，现存大量汉语文书、经卷、碑铭等均为物证，还有汉语与其他语文合璧的文书，证明语言的双向交流绝非虚言。公元7—8世纪吐蕃一度统治西域，大批藏文纸本文书存世，若羌、和田还有数量颇多的吐蕃简牍出土。说突厥语的回鹘人从9世纪中期分三支从蒙古高原西迁进入新疆，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约850—1250年）留下了很多回鹘语文的书面文献，不仅说明回鹘文成为当时西域广泛通行的语言之一，而且可知回鹘人当时掌握有多种语言文字。11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上层流行阿拉伯文，为了减少民间使用的障碍，于是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鹘语形成维吾尔文，为当地居民使用。

　　有些外来的语言曾在丝绸之路风行一时，西域寺院佛教经典多使用的属印度——雅利安语的梵语。往来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邦的粟特人，他们已经商为主，留下了属东伊朗语的粟特语文献，包括信件往来以及佛教、景教、摩尼教内容的文书。在高昌古遗址出土不少中古波斯语（钵罗婆语）和安息帕提亚语（Parthian）文书，以摩尼教文献为主。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大夏语）文献也有发现。被称为“基督教图书馆”的近千件景教文献在吐鲁番盆地的葡萄沟出土，使用了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叙利亚语等。甚至以希伯来文字书写波斯语的文献也有发现。最近克孜尔石窟发现的古代龟兹语韵文题记，有被视为短诗的文学作品。所以，中古时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商人、僧侣、居民、武士等等人物面临着语言信息接触的多种影响，是研究多语言古代文献的宝贵文化遗产。

　　十、艺术与歌舞

　　丝绸之路上各种艺术互为交汇，门类繁多，一个世纪前由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等地考古大发现，掠走了众多艺术珍品，涉及石雕、彩陶、金银铜器、壁画、泥塑、木雕、木板画等等，因而在海内外引起轰动。随着中国学者对西域艺术研究的推动，察吾呼史前彩陶，康家石门子岩画，草原动物纹样，尼雅木雕艺术造型，草原突厥石人与鹿石，龟兹乐舞舍利盒等等出土文物都有了深入的探讨。

　　宗教石窟以佛教壁画、彩塑为代表，既有健陀罗的希腊风，也有世俗的汉风，“梵相胡式”和“西域样式”深受外来艺术影响，于阗、龟兹、高昌、北庭、敦煌、麦积山、龙门等主要石窟寺院都留下了珍贵艺术遗产，从汉代到唐代壁画的“游丝描”、“铁线描”层出不穷，飞天的创新更是成为天国的景象。即使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洞窟营建也有各国王子举哀图，反映了敦煌作为丝路重镇粟特艺术。汉魏隋唐的墓葬壁画随着近年的不断出土，已是异军突起的艺术研究领域，著名的韦贵妃“胡人献马图”、章怀太子“蕃客使节图”、懿德太子“驯豹架鹰图”等，以及“胡汉打马球图”、“胡人乐舞图”等等都是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杰作。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壁画“商旅驼运图”、洛阳唐墓“胡商驼队图”都是丝绸之路上真实记录。

　　张骞通西域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杂技幻人开辟了新的世界，史书记载了眩人、幻人表演的西域各种幻术，《魏略·西戎传》记录：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河南新野和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砖上都有高鼻深目戴尖顶帽的胡人口吐火焰的形象。甘肃庆城唐穆泰墓出土的胡人杂戏俑，清晰地展现了当时的外来艺人表演状况。

　　西域乐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汉代传入的《摩诃兜勒》和“胡角横吹”促进汉乐府更造新声，隋唐“胡乐新声”越发融会，不仅有白明达、康昆仑、曹妙达、安叱奴、米嘉荣等昭武九姓世代乐工，而且最著名的龟兹乐从4世纪晚期传入后凉、北魏后，在北方各地广泛流行。隋代九部乐中有五部属于西域乐，唐代十部乐中天竺、西凉、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占了七部，苏摩遮、狮子舞、胡腾舞、胡旋舞等西域舞蹈异常流行。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乐舞伎艺术形象，宁夏出土的胡旋舞门石，西安出土胡旋舞壁画，都从图像、遗物、诗歌几个角度印证了丝绸之路上曾流行的乐舞文化。

　　十一、天文与医学

　　天文算学是丝绸之路上传入中国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唐代历法深受天竺瞿昙、矩摩罗、迦叶三家的影响，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撰世代曾任司天监太史令，在唐司天台工作一百多年。唐朝几度修历基本不脱离印度天文历法，瞿昙罗于唐高宗时进《经纬历法》9卷，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特别是开元九年（718）瞿昙悉达译出《九执历》（九曜历），对唐代以及后世天文历算影响深远。《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印度天文类《婆罗门天文经》等及历算类《婆罗门算法》等甚至影响到民间占星术，胡名、波斯名、梵名的混合使用反映了天文历算交流的广阔天地。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有丹砂、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琥珀、颇黎（玻璃）、金屑、密陀僧、珊瑚等9种医药，多与贵族养生有关，但其中的舶来品说明当时外来药物传入与流行。据美国学者谢弗研究，中古时代外来药物在中国大量出现，印度传入的质汗药、乾陀木皮、郁金等，拂菻传入的底也迦，西亚传入的胡桐树脂、安息香等，波斯传入的芦荟、皂荚、胡黄连等，阿拉伯传入的没药、乳香、阿勃参等。因而唐朝出现郑虔《胡本草》、李珣《海药本草》、印度《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药方》等专门介绍外来医药著作，对隋唐“药王”孙思邈产生过很大影响，当时“胡方”流传东渐成为一种传奇。

　　外来医学中最著名的还有眼科医术，杜环《经行记》记录大秦医生善医眼疾。唐高宗晚年“目不能视”，给他医治眼疾的秦鹤鸣就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医师。《全唐文》卷703记载太和四年（830）李德裕在成都时被南诏俘掠走“眼医大秦僧一人”。给唐玄宗兄李宪疗疾的僧崇一、为鉴真和尚治疗眼疾的“胡医”，都是外来医生。印度的外科手术治疗在5世纪时已经相当成熟，眼科学《龙树眼论》译介传入中国，介绍了722种医治眼疾的方法，对唐代《治目方》影响很大，唐诗中有不少反映印度以金篦术治疗白内障的赞美诗句，白居易《眼病》、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等都印证了印度医师在华活动的轨迹。

　　十二、动物与植物

　　丝绸之路上外来贡品五光十色，有的虽不算商品贸易，但“异方宝货”引人注目。史书记载中亚诸国多次进贡狮子、名马、骆驼、名犬、鸵鸟、猎豹等等珍禽异兽，反映了特殊贡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汉唐之际狩猎广泛流行于上层贵族阶级，是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之一，鹰隼猎豹猞猁等驯化动物帮助贵族狩猎成为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在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整套陶俑上可看到胡人猎师携带猎豹、手举猎隼的形象。张广达先生提供了唐代贵族使用中亚引入猎豹的文化传播实例拂菻狗曾是希腊妓女和罗马贵妇的宠物，引入唐朝后也倍受王公贵妇宠爱。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唐代高昌古墓出土的黑色拂菻狗残画，描绘了两个孩童抱狗嬉戏的场景。传世的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也描绘了拂菻狗在升平气象下“拂地行”形象。蔡鸿生先生的《哈巴狗源流》解读了这种西域引进新物种的演变。

　　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植物中，肉桂、胡椒、苜蓿、安石榴等奇花异果名目繁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葡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尽种葡萄，苜蓿极望”。汉唐文物中有许多葡萄纹样装饰的精品，新疆民丰尼雅出土夹缬蓝印花棉布上，有手持盛满葡萄丰饶角的希腊女神；大同出土的北魏葡萄纹鎏金高足杯，北朝隋唐葡萄藤蔓纹饰石刻遍及各地，唐代的锦绫采用葡萄纹饰很普遍，海兽葡萄样式铜镜更是众人皆知。其他像新疆营盘出土东汉石榴纹饰锦罽袍，唐代椰枣树对狮纹锦，长沙窑流行的椰枣树贴塑装饰，都是西来植物深入中国的影响。

　　唐代海上贸易交通日益频繁，宋代进入高潮，目前南海已出水的瓷器、石雕、铜钱等文物，时间涵盖了南朝、唐、宋、元、明清，印证了早期文献关于南海航路的记载。

　　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黑衣大食，750—1258）取代倭玛亚王朝（白衣大食，661—750）之后，哈里发宣称要展开贸易活动与遥远的中国接触。巴格达市场充满了来自东方的货物，阿拉伯学者贾希兹（al-Jahiz，776—868）编纂的《商务观察》所列中国输出到巴格达的有丝绸、瓷器、纸墨、马鞍、剑、香料、麝香、貂皮、肉桂以及孔雀等等，丝绸中的高档锦缎尤受欢迎。

　　盛唐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波斯、阿拉伯商人从东南沿海深入长安，贩卖香料、象牙、珠宝、药材等，长沙窑瓷器一跃而上占领了外销市场的份额，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在印度、波斯湾、埃及等古港口都发现了中国的外销瓷，是古代先民到达南海诸岛以及转手阿拉伯世界的明证，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多样性。

　　多年来，丝绸之路的经典形象早已留驻在各国人民的脑海中，在中国记忆中，从汉代以来“胡人”的外来民族形象已经遍及石刻、陶俑、壁画、铜塑等等艺术品中，一直到宋元仍不断涌现，大漠孤烟中驼铃声声，长河落日下商旅呜呜，使我们不由想到唐朝诗人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筍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随着丝路沿线考古新发现不断面世，提供和举办一次大型丝绸之路展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人们可以从各类文物中体悟古代东西交通的交流，也从不同角度关注从历史到现实的包容精神。

克孜尔千佛洞（丁和/摄）

　　2014年6月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被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33处遗产点（中国境内22处）远远不能代表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所呈现的文明，例如波斯人既喜欢希腊的艺术创作，又引进中国的独特技术，没有伊朗汇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显然有缺环。又例如土耳其是欧亚大陆交汇地区和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穿越时空缺少它的遗产联合申报也不完善。作为中外文明交流历来是两种趋势：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前者以政治、民族为主，后者以文化、生活为主。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在丝绸之路交流史上，中国境内无疑是一个以世界文明交汇为坐标、以民族多元文化为本位的地域，是一个文明共存之地。二千多年来，驿站网络畅通，商人积极转输，商品种类丰富，宗教信仰传入，移民聚落增多，互通婚姻融化，可以说最初的商业世界早已变成了各民族文明延伸的长廊，经过碰撞、交锋、包容最后走向融合、多彩，这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框架和理想样貌，人类一切文明都因交流互通而共融，因包容互鉴才有转化发展的动力。

　　丝绸之路带来的多元文明，启迪人类世界只有互动交流，汇聚辐射，才能延绵不断，百川归海，进入更高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