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蚂蚁”的古代，中国人怎么借钱？

　　最近，功守道宗师被政府约谈了，同时上交所发布暂缓蚂蚁上市的决定。从蚂蚁这些年来服务的比例来看，只有20%是服务小微企业，80%全是消费信贷。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蚂蚁建构了一个针对民众的金融服务体系，给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暂缓燃眉之急的渠道。

　　一钱难倒英雄汉，正是因为蚂蚁的存在，才使得很多手边寸头紧缺的人不用去找民间的高利贷。这是蚂蚁的贡献。但是，有贡献不代表就能飘，飘得越高，有可能摔得越惨。那么，在没有“蚂蚁”的古代，中国人都从哪里借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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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借贷开始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国际贸易频繁，工商业迅速发展，民间开始出现借贷行为，譬如《国语·晋语》中记载，叔向去见朋友韩宣子，宣子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钱的打工人，日子过得很郁闷，叔向反而向他道贺，所说的理由中就有“假贷居贿”之语。

　　到了战国，借贷行为更加普遍。齐桓公曾对管仲说，他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办法是向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这种向富人收重税的思想，跟现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模一样。管仲便建议齐桓公先派人去民间做调查，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的结果是，南方地区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一千万，少的有六、七百万。他们放债，利息相当百分之五十。那里借债的贫民有八百多家；东方地区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五千钟粮食，少的有三千钟。他们放债，借出一钟粮食，收利五釜。那里借债的贫民有八、九百家；北方地区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一千万，少的有六、七百万。他们放债，利息相当百分之二十。那里借债的贫民有九百多家；上述所有高利贷者，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达三千多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民间，借贷行为是何等的普遍。而且这些借贷还都是高利贷，最低的利率都有百分之二十，而我国目前一年期贷款的利率，如果超过17.4%就是高利贷了。

　　高利贷导致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甚至出现“行贷而食人”的事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很多国家自然要进行金融监管，比如秦国就有“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罪”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民间私自放贷。秦律同时又有规定，如果百姓借贷不能按期归还的，就必须服役抵债。劳役任务非常沉重，你想想整天在长城上搬砖能轻松吗？这等于是禁止民众借钱，彻底断绝高利贷者割韭菜的期望。

　　当然，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有着军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服从各国的争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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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卖身也能借到钱

　　春秋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汉大一统的时代。

　　刘邦刚刚建立大汉王朝时，社会经济还很残破，很多农民急需用钱的时候，比如要向官府缴纳赋税，他们只得将手中的粮食以半价卖出，而没有粮食等作物的人只能去找民间小额贷款，他们往往被索取成倍的利息。晁错在《论贵粟论》中就说“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工商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的兴盛，必然会带来民间借贷的盛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说明当时的民间，不论贫富，都喜欢贷款给别人，以此获取暴利——“子贷金钱千贯……此亦比千乘之家”。这种20%年息的民间借贷，可以让一些平民摆脱社畜的生活。

　　当然，贷款是需要抵押物的，这一点跟现代的银行并无什么本质区别。在那个年代，一般人能够拿出的抵押物，无非就是破旧的房屋和几亩糊口的土地。要是没有抵押物，借款人还可以拿人身抵押，有质押孩子的，有质押老婆的，还有质押自己的，例如我们熟知的孝子董永，因为”父亡无以葬“，他便将自己抵押给贷款方为家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我们看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便是以卖身葬父的名义，混入华府里当家奴的。

　　不过，秦汉毕竟还是统制经济，不可能任由商人发家致富。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汉武帝开始为民间借贷制定利率上限，根据王彦辉先生的研究，这一上限为20%。曾有个别子爵因出借贷款利息过高，而被免去爵位的记录。到了汉成帝时，政府甚至下文件，”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一次性免除掉民间所有的已发生的债务的利息，估计当时的贷款方都要哭晕在厕所里了。

　　另外，汉代政府还建立了严格的债务登记制度，贷款方要催债，只能委托地方政府来进行，不能自己带一伙社会人去上门逼债。而对于那些欠债不还的老赖，即使是王公贵族，也必须受到惩罚，你想坐高铁动车？咱们大汉朝第一没有，第二有也不让你坐。《史记》中记载，汉文帝四年，”侯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夺侯，国除“。

　　更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女性地位比后世要高的多，可以独立的参加经济活动，可以作为借贷契约签订的主体。

　　其实，这些政策都意味着中央政府承认了部分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

　　此外，汉代的农民还有个借款渠道，那就是政府。两汉政府常常贷给农民粮食、种子等农业资本，称为”释逋贷“。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种田，常常免除”释逋贷“的偿还。这些惠农政策，促进了汉朝的农业发展。

03

隋唐：唐太宗强迫官吏借贷

　　在经过短暂的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之后，我们来到第二次大一统的时代——隋唐。

　　唐朝时期，民间借贷行为流行，根据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大佬陶希圣的研究，当时的放款供给者主要有五种，一是政府，二是贵族、官吏，三是富商大贾，四是蕃人，五是寺院及僧人。富商大贾放贷很好理解，跟前代没什么不同，贵族、官吏放贷也很好理解，毕竟人家都是有钱人，蕃人放贷也很好理解，毕竟唐朝时期国际贸易兴盛，有外商参与放贷再正常不过。但是政府和寺院参与放贷是怎么回事？

　　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天可汗唐太宗。

　　从隋朝末年李渊起兵，至贞观时期的对外战争，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开支战争经费无数，财税枯竭，入不敷出。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想到了一个生财之道，那就是强迫各级官吏们向中央政府借钱。按照规定，每个衙门里任命九名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借钱主体，官方职称叫作“捉钱令史”。每个“捉钱令史”要从朝廷借取五万文钱，每年向朝廷缴纳利息四万八千文钱，年利率为百分之九十六。

　　为了鼓励捉钱令史”积极还款付息，唐太宗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缴满一年的利息，就可以任命实缺官职。谁不想升职加薪呢？“捉钱令史”们开始争先恐后的借贷。就这样，唐太宗的借贷业务，也就做得风生水起，就差申请A股上市了。

　　唐太宗将赚取的利息，一方面用作政府开支，一方面用作给百官发放工资，真可谓一举两得。

　　官吏们从朝廷借来的钱，叫做”公廨钱“，他们可以利用”公廨钱“来进行商业活动，其中最盛行的活动便是放贷。由于“捉钱令史”们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甚至强迫人民贷款，这就使得社会风气急剧恶化。而且这种放贷的风气还影响到西北边境的正仓、军仓和平仓，官员们将仓粮私自贷出，利息为30%。这种行为不但伤风败俗，而且严重的危害到国家安全。

　　名臣褚遂良坐不住了，上书皇帝，反对关于“捉钱令史”的设置。认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利用职权盘剥百姓，此后如何得了。唐太宗是个讲理的人，“乃罢捉钱令史，诏给百官俸。”

　　早在南北朝时期，寺院就已经开始经营典当业务。到了唐朝，佛教更加兴盛，寺院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还享有种种经济特权。有钱的寺院当然要参与借贷，而且做得有声有色，伯希和的敦煌写本记录了敦煌净土寺僧侣的年度结账报告，寺院的三分之一收入来自于高利贷。

　　而且寺院还利用佛祖来恫吓借贷人，如不偿还，将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以此来获得更高额的利息。

　　寺院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民间的极度反感，诗人陆游曾经抨击道，“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主张政府“设法严绝之”。

　　不过，唐朝政府对于民间的债权与债务关系都予以法律保障，寺院也不例外。政府只是限制借贷中的复利计算，即所谓的”利滚利“。并且限制利率，开元十六年规定，”天下负举，祗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有效遏制了高利贷。

04

宋朝：王安石弄巧成拙

　　宋代是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自然，民间借贷也就更加发达。借贷的机构多了，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利率也自然会降低。北宋陈舜俞在向皇帝的奏疏中说到：“伏见民间出举财物，其以信好相结之人，月所取息不过一分半至二分，其间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时之幸，虽取息至重，然犹不过一倍。”这样的借贷，利率一般在18%-24%之间，在当时已经属于低息贷款了。

　　不但老百姓要借贷，连京城里的官员也要借贷。这些高级官员借贷，一是用于贿赂，当时很多禁军将领都要通过贷款，”以赂中尉，动逾数万“。林冲要是早有这个觉悟，又何至于一身本事，却始终只是个小小的教头。二是中央政府给予外放的官员旅费不足，致使很多官员只得先借高利贷，承诺到任后一定想方设法还债。这些官员到任后，通常会想尽办法，榨取民脂民膏，还给借贷结构。

　　不过，这些借贷机构的利息都很高，在有的乡村地区，年利率甚至高达240%。令人瞠目结舌。而宋朝政府也对此不管不问，放任自流，自然使得官场也随之腐败。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他的财政思想倾向于统制经济，而统制经济决不以财政政策为满足，而要直接参与经济事务，于是，必然要有庞大的公营事业。王安石的公营事业有两个体系，一是贸易，二是金融。在金融方面，主要包括市易法与青苗法。

　　市易法原指政府收购滞销货物，以解若干商贾之急，并可平抑物价。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却经营抵押贷款业务，《宋史·食货志》记载，“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赐内库钱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

　　青苗法类似于今天的农业贷款，是用常平仓钱谷作为可贷资金，春节贷给农民，秋季时归还。至于利息，苏辙说是半年二分，韩琦说是全年四分，都高于市场的年利率20%。本来嘛，你利率高，咱不借就是了。可是王安石给各级地方政府下了借贷的绩效考核指标，这就使得地方官们只得去强迫农民和地主们贷款，造成很多人破产，民怨沸腾。

　　王安石被朝野斥责为兴利之臣，最终被迫下野。

　　说到这个借贷，怎么能漏了我们的寺庙呢？陆游说：“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这长生库，便是寺院设立的放贷机构。例如宋仁宗时期，福严禅院为了扩大规模，“借贷市珍货，泛海易香药，往返数十年，寇难凡七遭，秋毫无所损，遂足楼所费。”福严禅院没有采用民间募化的形式，而是以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然后出海到外国贩运香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历险七次，而最终筹得了足够的资金扩建寺域。

　　这种情况在两宋都很普遍，有的富商大贾甚至专门将钱存到给寺院的长生库，借助寺院来投资理财。这时的寺院，与其说是佛门清净之所，还不如说是一个P2P的平台。当然，人家的安全性有保障，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因为篇幅限制，关于寺院放贷的话题，就暂时先放一放。

05

元代：官方成立借贷机构

　　元代很短，但是也值得说几句。在以前，虽然官方也有参与借贷业务，但是都没有名正言顺的设置官方信用机构。毕竟，放贷取息既非政府财政收益中的重要项目，也因为有高利贷之嫌，让政府不便太过张扬。但是到了元代，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就没有那些顾虑了，直接设置“幹脱所”这样的官方机构搞借贷业务。

　　所谓幹脱，意指那些借钱经商的回教徒商人。政府通过“幹脱所”会给回教徒商人贷款，让他们让去从事商业活动，政府则坐享他们支付的利息。“幹脱所”贷出的钱，叫做“斡脱官钱”，它跟蒙古皇族私自贷出的“斡脱钱”不是一回事。元朝政府是严禁蒙古皇族从事高利贷业务的，因为他们的业务，会导致官商勾结，横行不法，不但有损国家形象，而且还抢走了政府的一大部分财源。

　　“斡脱官钱”其实也是高利贷，只是债权方变成了政府，而不是那些贵族而已。当然，贵族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依然在私底下偷偷的放贷，据《元史·史天泽》传记载：“积银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赀”，这段内容足以说明，“斡脱钱”仍然在元朝相当盛行。

　　民间的借贷叫做”羔羊儿利“，利息按几何级数来算。由于利息太高，导致很多人家倾家荡产，“卖妻鬻子，犹不能偿”。

　　元太宗八年，中央政府下令，私人借贷的计息只能”一本一利“，即以本金数额为借贷利息的上限。大家都看过中国四大悲剧之一的《窦娥冤》吧？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向蔡婆借银子20两，一年之后他所要归还的本息为40两，恰好就是本金20两，利息20两。不过窦天章仍然无法偿还，随后他只能将7岁的女儿窦娥送给蔡婆做童养媳，来抵这40两银子。蔡婆婆所放的另一笔款子是给“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的江湖郎中赛卢医，他借得十两银子，本息也是当还二十两。

　　这种计息方式，对于长期贷款来说，利息负担很轻，但是对于短期贷款，利息负担依然很重，不过它斩断了几何级数的计算方式，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后来的明朝也是秉持了”一本一利“的计息原则。《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不过这是后话。

　　在民间，除了高利贷，还有比较惠民的信用机构，比如典当。典当的利率大致为每月3%至3.6%。这里依然少不了我们的寺庙，它们往往寺产庞大，财力雄厚，开办典当来从事借贷业务。元顺帝时，大护国仁王寺就一次性对民间放款26万余锭，豪横的不得了。

06

明清：典当思维也无妨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社会上的资金供给大为增加，民间借贷的利率逐渐降低。根据韩大成的研究，很多典当机构还在逐渐减少勒索与放宽购买期。

　　除了典当，还出现了新的信用机构，例如钱庄与钱铺，凡是看过《金瓶梅》的人——我是指以批评的眼光去看的人，都会发现明朝的钱铺和钱庄是何等的普遍。虽然这本书写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却是以作者所处的明朝为蓝本来写的。

　　钱铺是主要功能是收购百姓过来抵押或是兑换的财物，钱庄则不仅经营货币兑换，还发放贷款，签发类似于钞票性质的庄票。所谓庄票，类似现在的支票。不过，钱庄一般都是大额贷款，对象基本上是商号，普通老百姓很少去光顾。

　　为了控制风险，典当行等信用机构会针对风险不同、借款额度不同的客户，收取差别利率。

　　最著名的典当行徽州当商，他们的利率规则“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湖州府“湖郡典息，向例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

　　虽然功守道宗师斥责”当铺思维“，但是明清时期的当铺却能够积极投资工商业。《豆棚闲话》第三则中，叙述大资本家汪彦，命儿子汪华在苏州开设典当，后来这家当铺倒闭，汪彦打算再新开一家。汪华却说，”典铺如今开的多了，不去做他。须得五万之数，或进京贩卖金珠，或江西浇造瓷器，或买福建海板，或置淮扬盐引，相机而行，随我活变。再不象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做的故事也“。这番话说明了当时资本流入工商业，而不是房地产的情况。

　　而且《豆棚闲话》讲的还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之时的情况，可想而知，明朝强盛之时，典当行业有多热衷于投资实体经济。

　　清朝时期，典当行业更加兴旺发达，遍布全国，很多高级官员也开设典当，例如纪晓岚的CP和大人，就坐拥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座，赚得盆满钵满。最后，悲剧的是，人没了，钱却没有花完。

　　在南方，钱庄大行其道，而在北方，则是山西票号的天下，不过借贷业务只是票号的小业务，而且还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才开始这项业务，这里就不再多说。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借贷渠道。著名的外商银行有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等。而中国直到1897年，才开始有商人创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而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开始成立第一家国有银行——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经办中央银行业务。

　　不得不说，大清国在学习西方这方面，的确走的太慢吞吞。

结语

　　大家可能会想，为何中国古代的借贷业务利息都普遍超过20%？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一直缺少可以存款的金融机构，例如中唐之后的柜坊，虽然可以存放与保管金钱以及财宝，但是须要收取保管费。而现代的银行，你存钱在它们那里，它们是要给你利息的。由于缺乏存款机构，导致富人们累积的资金，都变成黄金白银，窖藏于地下。这样一来，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就很少，以致于资金供给受限，推动借贷的利率奇高。这不但使得借款人往往倾家荡产，也使得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掣肘。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借钱不难，难得是没有地方存钱。

　　所以，”当铺思维"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关键是要健全金融机构，让市场上有足够的资金流动。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本为一体两面，不应该人为的将二者对立起来。

　　眼下，功守道宗师遇到了些麻烦，蚂蚁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吃瓜群众们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