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那些正在消失的古城，去哪了?

　　古城是人类历史文明的绝佳见证者，记录了人类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兴衰演进。同时，古城也是旅游爱好者探访名单上的必去之所，它们像一颗颗熠熠生辉的宝石，吸引着无数人前往朝圣。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相当规模的城市，尤其是历代的国都，因其地位特殊性，更是大兴土木，着意修建。历史的迁移，这些古都承载了数千年文化的辉煌，延续至今，它们现在面貌如何？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聊聊，中国历史上，那些正在消失的古城。

元上都：金色的荒城

　　去过元上都的人看到的，其实是一座中国式样的城池，有四四方方的城墙和似曾相识的街道布局，只是内里已经完全荒芜了，盛满中国城市不熟悉的“自然”。

　　按照历史学家的传统说法，上都是蒙古皇帝忽必烈“龙潜”或“在藩”的地方，它事实上早于大都城。还不是皇位继承人时，忽必烈在此建立过“金莲川幕府”，培植他赖以和后来的竞争者阿里不哥生死厮杀的势力，因此大汗对上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金莲川”这名字很美，直到现在它的美也名副其实——忽必烈乃至后来的蒙古皇帝们都灰飞烟灭时，上都已经慢慢淡出了北方居民甚至游牧人的视线，而金黄色的金莲花却依然盛开在每年七八月的漠南草原上。

　　在英文中上都的拼写是“Xanadu”，不是现代才有的汉语拼音，对于从蒙古征服时代就向东看的西方人，这个X开头的英文单词像Xerxes（薛西斯）一类的名讳，听起来既亲切又古怪。《马可·波罗游记》对上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向东北方走三天，就到达了上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

▲元上都航拍图（新华社图片）

　　他除了提到“广袤十六哩”尺寸相仿的城墙，还着重提到上都城“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正对应着柯勒律治诗中“肥沃的土壤”“花园，蜿蜒的溪河”“一片芬芳”这些对盛开的鲜花和森林、山峦的描述。

　　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上都城内的“泉渠川流”确实不少，而城市就架设在这些富于自然情趣的景观之上，和现代人心目中红尘滚滚的“都会”面貌大相径庭。

　　今日上都遗址内生机盎然的景色，或许正体现了它初创时的风貌，虽有兵火岁月的减损，却并非全然颠倒其实质——“国破山河在”换了一种意义。它对应着的，是蒙古人为我们留下的神话般的一片富有“野趣”的城市，和中原文明熟悉的城市相去甚远。

　　上都的规划者刘秉忠虽是汉人，也是大都的主要设计师，却一样不能不受到异族统治者蛮荒口味的影响：“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

　　仿佛是南方被征服者的精湛手艺和蒙古包的固定方法结合在一起，创生了漠北都城中，奇怪而显眼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时期也是彩色琉璃大量使用的开始，五颜六色的琉璃一改隋唐以来宫城大殿肃穆的风貌—它逐渐改造并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紫禁城里的“中国”。

　　更蹊跷的是城市的布局。上都城、皇城、宫城的嵌套并不中规中矩，宫城的中心不是正殿而是一座“阁”，且宫城偏在东南一角。

　　上都城的中心建筑物大安阁，是从金人在汉地新设的首都开封，强拆了搬过来的。那，几乎是亡国的北宋京城剩下的最后一幢建筑物了吧。

　　史载“靖康之变”时，宋徽宗经营多年的汴梁大多数锦绣楼台都被拆了做守城器械，只有熙春阁因为过于坚固而得以幸存。它在大都的“化身”，和那座奇特的竹茎宫殿的命运不会有多大不同，或许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不再“中国”了。

　　城市的边界从来都没能造就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它只是见证了另一种力量和它之间的消长。这种人事与自然兴衰成败彼此纠葛的历史，是无可想象的巨大经验的集合体，由无数和我们同样的生灵的歌哭歌笑聚合成的暗色、厚重、沉郁的一团。

　　睁开眼，天翻地覆的蒙元时代像一场短暂的春梦，很快，草原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

　　被埋没的是现实，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

洛阳：三春流水，千年万岁阳春曲

　　我说的洛阳还在今天洛阳市的东边，它是河南偃师县境内邙山南麓的一大片农田，改了道的古洛河从它的南端滔滔流过，不了解的人，完全不会意识到那是中国古代辉煌的都城遗址。

　　尽管地方上宏大的“历史保护工程”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这座荒城还保留着基本的未经“修复”的诗意，也没有多少闲人来打扰。

　　缺点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切要全凭想象。除非你认识当地的考古队员，至少能为你指点出古城依稀的轮廓，或者带你去看若干目前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发掘现场。

　　东汉建武元年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阳，是脚下这“汉魏故城”系统的开端，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基于旧汉的北宫建造了整一的宫城，并加建了巨大的外郭城，其面积甚至远远超过初期的现代洛阳城。

　　祸患起自528年的“河阴之变”，自此“天下多事”，洛阳历经劫难，直至东魏天平迁都邺城，遂将洛阳宫殿拆毁。元象元年（538）东、西魏战于邙山，北魏洛阳城终化为废墟。

　　本来，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间有关。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阳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国”的象征物。

　　驻足隋唐洛阳的定鼎门大街，直统统的轴线纵然颇合现代心意，实质的焦点，却是跨在洛水上连接南北城的天津桥。

　　名义上此桥仍在，但是四周高楼林立，市声嘈杂，只好在巨大的城市立交桥下，顶着风尘，凭空怀想当年神都的盛况—刘希夷《公子行》曾言：“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眼前的穷乏，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越发理想化了——眼前风尘中这个蓬头粗服的洛阳，真的曾经是那个敢为“天下之中”的理想城市吗？

▲永宁寺塔佛像残片（洛阳博物馆藏，作者照片）

　　洛城的“万古千秋”生动地呈现着循环历史的观念：无论哪个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业，一代霸主们的肉体和命运最终都会归结于洛阳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

　　城中鲜活的生活，山上永久的坟茔。这种生与死的戏剧性并存，或说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

　　有一个故事，汉魏洛阳城，西北有金谷园，西晋的名臣石崇居住于此，石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为人所觊觎，因而为石崇引来杀身之祸，而绿珠也慨然为主子坠楼自尽。

　　即使此地在成为一片白地后，这简单而干净的死亡，仍引起“千年万岁”的叹息——其实，故事的细节已经被时间淘洗得一干二净，就连金谷园的故地在哪儿也成了谜团，但它却仍旧是我们造访此地的一个重要的念想。

　　妙的是，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物质化的情境来回忆前生，记忆的密码藏在文字的传统里，寄寓于代代传承的自然与人情的微妙勾连中。在这种传统里，石崇、绿珠不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而是这座城市本身。

　　今日汉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阳大道，后者已经深埋在遗址公园的地层下，但是它直观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空间感。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叠。

长安，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那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我喜欢开元天宝遗事，但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

　　“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

　　如果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定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

　　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

　　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那时，我见过的唯一的“长安”的“证物”——老西安的老火车站——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相反它是“现代”的鲜明标记，在它初次浮现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

　　西安站的选址在明代城墙的正北，安远门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内，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门之变”、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在早期西方摄影家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作为一座“废都”，西安常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区域的废墟，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然而，如果说古罗马依然历历在目，请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

　　绕过横七竖八的彩钢板，偶尔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想象着）“往下看”，在单片的“历史保护单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地层以下的过去。

　　通过考古学者的挖掘，个别深埋于地下的长安重见天日，上面的车辙印记淡淡地告诉你过去生活的真实—在西安的大多数地方，如果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你完全可以随便想象你生活在数千年前的生活中，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时代的生活已经貌似有了太多细节，以至于看到隋唐里坊的著录，或是偶然有戏剧性的考古发现，你便可以将这种想象与文学文本中某个遥远的人物确凿相连——但事实上又了无实据。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的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也缘于随那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倒过来说，毁坏并非没有意义，自从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现代人也许是鲁迅。1924年，时任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请他去西安开办讲座，适逢他正打算写一部以杨贵妃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双方一拍即合。

　　那时候从北京到西安足足要走一个星期，然而长途跋涉之后，这位以狷介著称的学者却得出了让主人尴尬的结论：“看到这种古迹，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

　　后来，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接着写道：“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这道理那么显然，又好像使人难以接受。如果多少联系起传统文人的类似失望，鲁迅的感受恐怕会好一点。千百年来，不知还有多少人只能安于书本里伟大王朝的回溯，而流连在怅惘的想象里？

　　而我们今天的“不见长安”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即便明代砖城大为缩水，真正的长安还安静地倒伏在城外的蒿草和麦田中，在鲁迅的时代“现代”化进程仍方兴未艾。

　　据说，20世纪50年代的西安南郊还有野狼的嚎叫，你仍可以看见和城市相对的终南山；80年代，新建的大路还不宽阔，但是汽车稀少，树影婆娑，人声稀疏，尤其在夜晚，你还可以体会到古代行旅的寂寞。

　　挟着以加速度递增的动势，真正的改变是在你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就这样看着“古代”无影无踪。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乘坐的列车驶过火热的渭原的那些年，西安已经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对于“四十五片洼地”的改造。

　　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这些洼地折射出的原本西安城市的丰富地形，其实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至今，还在回民巷子那些未经触动的地面上有所反映。

　　唐高宗就是以所在“湫湿”“卑下”为理由在龙首原上建立新宫的。八水环绕的整座城市，又横贯六道高冈。被附会为易经“六爻”的长安风水里，曾几何时，点缀着朱门青琐的亭台、雕栏玉砌的宫阙……这样莽原上的城市经验，一路延至画里锦屏一样的终南。

▲大雁塔广场

（作者拍摄于2009年）

　　近十年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西安北郊的时候，“现代化”显然已经大获全胜，高楼大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伟计划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其实“现代化”本不是什么罪恶，对鲁迅所厌恶的旧中国那种颓唐的气息而言，它也许只是一种无情的荡涤，毕竟即使是真正的长安也是需要发展的。可是“发展”与它名声不好的孪生兄弟“开发”其实是一母所生——“进步”和“割裂”实际很难分开，“有序更新”只是空话。“新”“旧”有时可以并置无碍，但在西安，新的人工构物的地形整个覆盖了老的“六爻”，甚至将后者彻底取消了，长安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记忆。

　　今天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上其实是看不见大雁塔的，但是这种系于想象中的视线的可能性，对于当代的中国古城尤其意义非凡。就在北京唤回前门外的“老北京”时，它参照了晚清大量西方人拍摄的旧照片，复刻出的是图像意义上准确的“新老北京”。

　　长安甚至没有这样的旧照片，因为明代的西安本来就不是长安，现代人更大的雄心是跳跃式地“回到唐朝”。于是，只能根据语焉不详的前朝版刻，在钢筋水泥的材料里，添加现代人所理解的古代长安人的“感受”。这样的还魂术都谈不上真的复古，它更像是一种催眠，在对现实失去了感知之后，城市受着莫名的、绝对不是“唐朝”的催动，焕发出使人惊叹的时代的潜意识，带来了另外一种令我们陌生的“新长安”。

　　它不是长安，但又是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