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思澄堂——基督教中国化的“百年见证”

　　在我们的印象中，教堂建筑总是呈现西洋风格，如“哥特式”“罗马式”“拜占庭式”。不过，位于杭州市解放路132号丰乐桥东北角的思澄堂，却有些与众不同。这座杭州城区基督教会唯一现存的老教堂，是一座中西式三层建筑，整体显十字架形状，采用中国建筑对称格局，砖木结构，青砖黑瓦，枝窗格式，飞檐翘角，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特别是思澄圣堂淡雅朴素，碑刻典题，堂壁花窗，花草馨香，与江南古典园林风格完美融合，美得让人驻足留连。

　　这座老教堂现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据悉，初建时的范围比如今还要大，一直延伸到解放路中间，并有一座中国典型楼阁式钟楼，共三层，底层是教堂正大门，与周围附属房连成一片，上书“中华基留教会”6个大字；从正大门房小屋楼梯上到二层，可以俯瞰整个教堂内外；第三层原有一口大钟。整座钟楼与教堂建筑浑然一体，后因解放路拓宽而被拆除。

百年肇始

　　说起思澄堂的历史，可追溯到1859年。当时，美国北长老会派倪维思夫妇从宁波前往杭州，最初住在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一座寺庙中，不久在城中紫阳山上的道观租房。1859年6月，倪维思夫妇回到宁波，向宁波差会的传教士介绍了在杭的情况，并要求移居该地，开辟站点。传教士们对在杭开站充满期望，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杭建立传教站。于是，1864年11月美传教士葛宁与张澄斋由宁波来杭暂住马所巷圣公会，12月租皮市巷五开间楼厅一所作为礼拜堂。

　　张澄斋（1839-1917），宁波鄞县人，14岁入甬北圣经书院肄业，翌年与三位兄长一同领受洗礼，之后任镇海传道。继而，协助传教士倪维思注释圣经。此后，任上虞、绍兴一带传道职。1864年，他与美国传教士葛莲来杭，遂于次年2月携眷入驻。1866年，被公举为宁波长老会杭州支会治会长老。同年12月，又被举为杭城牧师，兼理绍兴曹娥、新市、上柏、瓶窑等处教会。1872年，美传教士来恩赐来杭，两人购得丰乐桥直街三官巷口三开间大厅，作为礼拜堂及牧师住宅。等长老会皮市新堂成立，他又独资捐建钟楼一座。

　　随着时间的流逝，到1921年，由于信徒增加，众人商议再建新堂。张葆卿医生带头奉献一万银元，另募得资金五万元，在丰乐桥教堂原基建造新堂。张葆卿（1864-1927），是被称为“杭州第一牧师”的张澄斋的儿子，1889年毕业于杭州广济医校，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他是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发起人之一，曾任杭州青年会临时会所的会长，从1914年至1925年（第一届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历任董事，直到去世。他一生勤俭节约，待人和善、诚实厚道、热心医学。

　　该新堂从1924年动工，到1927年建成。为纪念张澄斋牧师，取名“思澄堂”。建成后的教堂外墙用青砖实叠，内用进口松木做梁柱；一楼的讲台下，有一个浸礼池；二楼是主会场，一面是讲台，三面是座位；三楼采取中式的回廊格式；坐在二、三楼任何一角，都能看到讲台，视角非常好。二楼、三楼的地面，均用木板铺垫。尤其是窗门，采用中国园林的支摘窗式，这在中国教堂中独一无二。

　　那么，为什么会将思澄堂建成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原来，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伴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被认为是“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1922年至1927年全国爆发了一系列“非基运动”。面对这样的非难和挑战，教会不得不调整策略，必须“去洋教化”。与此同时，中国教会也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一是在教会组织、行政、布道和经济上，要以华人为主，传教士为辅；二是取消宗派区别；三是教会的神学思想和礼仪都必须中国化，并开始在“教派合一”和“本色教堂”两个方面付诸实践。

　　而在“本色教堂”方面，当时的中国教会认为，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为中国人民所认可，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文化既有外在的形式，更有内在的精神。相比之下，形式上的变化和融合更容易些。为了使宗教生活适合中国民情，中国教会领袖便提出了在教堂、音乐、美术等方面糅合中国文化的主张。那个时期，建筑的教堂开始不再沿袭西方传统，而采用中国风格。思澄堂，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烽火岁月

　　竣工后的思澄堂，于1930年复活节正式启用，范光荣被聘为首任牧师。范光荣（1897-1973）系绍兴人，其父为北浸礼会传道。他先后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和沪江大学，后又继续学习神学，毕业后任绍兴浸礼会所办越材中学教职。此后，调任上海老北门第一浸会堂教育干事，兼歌咏团弦乐队主席、主日学教员、堂会书记、漫会少年团顾问等职。来杭后，曾任太平堂传道，后又封为牧师。

　　思澄堂投入使用后，一直奉行“施比受更有福”，遵守“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教导，积极引领信徒参与公益慈善，成为杭州城内一盏明灯。尽管当时参加礼拜人数仅二百左右，但已是杭州市重要的基督教活动场所。据《通问报》1936年报道：“中华基督教会杭州思澄堂。位处杭市中心。且屋宇宽敞。杭市信徒不论大小聚会。每假该堂举行。盖因足容二千人故。”

　　然而，思澄堂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可谓历经了艰难困苦。

　　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思澄堂成为难民收容所，范光荣牧师自任负责人。数月后，局势稳定收容所解散，难民各自回家。由于信徒四散、捐献减少，范牧师开办打字班、钢琴班及明德中学等文化补习学校以弥补教会供应不足。1941年12月8日，日美正式开战，教堂被日军占领。1945年，思澄堂被改作“中日文化馆”，作为奴化思想的场所。

　　对于这个期间的遭遇，《通问报》曾如此记载：“本堂于抗战期间。长老执事等均迁往上海及内地工作居住。仅范光荣牧师以牧养群羊。责职在身。未敢轻离职守。始终抱定忠心到底之决心。为主牺牲。虽数度曾被敌宪以特务嫌疑而逮捕。并遭酷刑。但正义终于胜过强权。教会工作未曾中断。感谢天父之保全。”

　　抗战胜利，思澄堂重回信徒手中，“胜利后长老执事相继回杭。重睹圣堂无恙。衷心无限快慰。本堂为推广福音起见。……并于每主日下午二时有英语礼拜。敦请各英美教牧轮流讲道。参加礼拜者多为青年学生。及公务人员。每礼拜二晚间尚有文助华博士。主领之英语查经班。……此外尚有圣乐团及青年团契之组织。协助教会。”

　　解放后，思澄堂先后成为杭州市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中心和浙江三自爱国运动中心。1956年4月，杭州市基督教在此召开首次三自爱国运动代表会议。1958年9月，杭州实行教会联合礼拜，合并为5个教堂，思澄堂是其中之一。“文革”期间，思澄堂一度成为杭州图书馆藏书库。到1981年，落实宗教政策，教产得以归还。

见证时代

　　1981年8月30日，思澄堂举行复堂典礼。1983年底，修缮一新的思澄堂迎来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伦西大主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名誉会长丁光训主教多次前往指导全省、市基督教工作。1988年美国百人合唱团在此举行音乐会。1990年应中国两会邀请，台湾地区基督教领袖周联华来访并讲道。1992年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主席李志刚牧师率团来访。

　　1984年10月，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在思澄堂创办浙江神学院，思澄堂一楼礼拜的两翼及附属房作为神学院的院舍，并于1990年春季开始与杭州市两会联合在思澄堂后面建造了一幢五层大楼，直到2000年浙江神学院搬到滨江新院舍。以它为基地，浙江神学院向全省输送了一大批基督教教牧人才，为浙江基督教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历经风雨近百年，如今的思澄堂成了杭城唯一幸存的老教堂。它凭借其教会建筑、人文气息和宗教文化内涵，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创建和谐教堂及宣传我国宗教自由政策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作为省市基督教两会机构所在地，也使它成了全省基督教中心，并长期致力于浙江基督教的对外交流，影响已遍及全国和世界。

　　目前，思澄堂有牧师4位、长老与同工12位、堂委成员31位，经常参加崇拜的信徒约3000人。教堂以“信靠上帝、仰望基督、依赖圣灵、委身教会、搭配服侍、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为宗旨，除主日崇拜外，每个礼拜尚有青年聚会、讲经祷告会、慕道班以及圣歌团练唱、英文沙龙等，每月第一周是圣餐礼拜，每年有两次洗礼，平时有婚礼、丧礼、布道、探访等事工。

　　当各地遭受洪涝、台风、地震等灾害时，思澄堂积极发动信徒捐款捐物、救灾济困；亦跟敬老院、福利中心长期联系，每年重要节日，送钱送物以表慰问；对外来务工人员，每到过年，为他们举行年夜饭、联欢会；对于教会内的孤寡老人、贫困家庭，逢年过节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还积极参与省、市民宗局和省、市基督教两会举办的各种献爱心、捐资助学、扶贫帮困的活动。

　　作为我国新时代的基督教会，思澄堂始终坚持中国化方向，正不断汲取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除“洋教”烙印，在神学上建立真正的“自我”，积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成为中国人认同的宗教——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在社会上作光作盐、荣神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