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2019年考古纪事

　　2019年，立足田野、有效保护，是石峁考古历程中平凡却不平淡的一年。之所以平凡，是因为本年度工作接续上一年，工作地点不曾变换，考古队员们依旧在皇城台上挥洒汗水；之所以不平淡，是因为突然涌出的颠覆性发现不断挑战我们已有的认知，而这些新发现再次将石峁遗址推上“十大”和“六大”的荣誉殿堂。

　　1、大台基规模远超预判

　　2018年深秋，在完成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发掘后，我们沿门址主门道内的路面继续向上进行摸索式发掘。在皇城台台顶发现了一座夯土筑芯、砌石包边的“石包土”式大型建筑台基，即现在所称的“大台基”。时至岁末，仅将大台基南护墙自东向西清理至80米处，墙体似有拐折迹象，故首次认知的大台基规模“东西长度超过80米、残高约4米”。是年，已有30余件石雕破土而来。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细部

　　2019年的接续发掘打破我们最初的认识。大台基的南护墙并未止于80米处，石墙还在继续向西延伸。我们的探沟也顺着石墙的走向继续向西布设，终于确认了大台基的西南角，经测量东西长度竟然超过130米。在确认了大台基的东西范围后，我们开始在四周进行摸索发掘，进一步寻找并揭露大台基的轮廓范围。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东段鸟瞰

　　又一个深秋，终于探明了大台基西侧、北侧护墙的位置及走向，经测量，大台基平面基本呈圆角方形，四边长度大致相当，约130米，总面积达16000余平方米。就目前国内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如此大体量的高台式建筑基址实属罕见，单就起建规模而言，已初具秦汉帝国及后世宫室“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的恢宏气势，大台基的修建，想必正是这种“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穿越古今的共鸣。

　　2019年对大台基南护墙进行了基本完整的揭露（西端因现代坟园暂缓发掘，但不影响大台基和南护墙结构和规模的判断），西段50米的墙体上又发现了30余件石雕，连同2018年的发现，石雕总数已达70件。

　　这些石雕多数出土于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一些依然镶砌于南护墙墙面上，除平面浮雕式样的人物、动物、“神兽”、符号等几类石雕外，新发现的一件立柱式石雕尤为引人注目。在大台基南护墙南侧存在有一道石砌矮墙，走向与南护墙基本平行，依据其性质和用途，称作“夹墙”。夹墙与南护墙之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地面以黄沙土铺设，平整硬实。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位置及出土状况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仰视）

　　这件编号为47的立柱式石雕恰矗立于夹道中部的地面上之外，与夹墙和南护墙的距离基本相当。石雕为扁圆柱体，直径约50厘米，高于地面约1米。图像在圆柱顶部和柱身两宽面上，浮雕而成。柱顶平整，边缘略有残缺，周缘雕出宽约2~3厘米的条带。中央有一圜底小圆窝，圆窝周缘对称雕出呈十字分布的四组“Y”形纹样，将平面四等分，“Y”形纹样间又雕有同心圆。整体观察，似可解读为以“Y”形纹样为鼻、同心圆为双眼、中央小圆窝为嘴呈旋转式连续分布的4副面部形象。柱身两面均浮雕出神面，两侧图案基本一致。神面头上戴冠，冠两侧有上下翻卷的发式；鼻呈“王”字形，鼻梁纤细，鼻翼宽大，上有“Y”形装饰；“臣”字形双眼，向上外斜；阔嘴，咧口露出牙齿；下巴处有似胡须的“火”字形纹样；双耳雕于柱身窄面，呈垂滴状，佩饰耳珰；整体显得面目狰狞，但一些细部却又十分生动传神。与之前发现的平面式嵌入石墙的石雕不同，立于地表的47号立柱式石雕更具标志性的功能，功能与用途类似于图腾柱，但在雕刻的内容及风格方面，这件立柱式石雕与平面式石雕基本一致，一起承载着石峁先民们的精神信仰。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拓本

　　对于这些珍贵石雕的细节展示和记录，在“绞尽脑汁”之后，我们采用了电子拓片的处理方式，取得了多重满意的效果。毕竟，传统印拓会伤及文物本身，而线图勾勒则无法达到图像本身传神生动的表现目的。

　　2、首次发现蛇纹鬲时期的石砌院落

　　为了解大台基顶部的建筑布局，2019年还对台顶进行了小面积揭露。在台基西南部，发现了一处下挖修建的由3座石砌联排房址构成的院落遗存，称为“一号院落”。院落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规模宏大，南北长22米，东西残宽15米，面积超过300平方米。院墙由规整的砂岩石块砌成，石块之间以草拌泥黏合。院落墙体保存状况不佳，根据院落内房址的门道朝向，推测院门应该在西侧。

　　院落内发现一组连排石砌房址，房址共3座，均坐西面东，彼此间相互倚靠。其中F1为主室，位居中心部位，面积最大，超过50平方米，南、北两侧分别为F2、F3，两侧房址略小，应为侧室，面积约30平方米。

　　在发掘中，一号院落最大的F1的灶面上出土有1件完整的蛇纹鬲，这为我们准确判断院落的时代提供了依据。根据目前发现的层位关系，“蛇纹鬲遗存”所在的房址和院落年代晚于石峁文化的主体年代。在之前皇城台的发掘中，曾在上部的地层堆积内（皇城台主体建筑倒塌堆积之上）发现有此类遗存的残片，却始终未能发现这一时期的遗迹。

　　2019年一号院落的发现，系首次在石峁遗址内揭露出本时期的遗迹，当为皇城台废弃后新的族群在此活动的遗孓，为确定皇城台的废弃年代提供关键性证据。

一号院落（上为东）

　　这类以蛇纹鬲为典型器类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河套地区，其中以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发现最为丰富，有学者据此称之为“朱开沟文化”。但至今学术界对其年代认识还较为含糊，笼统地认为时代在夏商时期，而其文化内涵、分期、源流等问题仍诉讼不休。

　　这类遗存与石峁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已发现的多处地层证据表明，其年代晚于石峁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两者在陶器上差异是明显的，但在石构建筑方面却显示出一定的承袭关系，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相信随着石峁遗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或许还会有“蛇纹鬲遗存”的发现，也许将来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

　　3、因地制宜探索保护之路

　　如何加强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统筹协调、有效融合是我们在工作中直接面临并一直不断思索的问题。作为承担考古发掘工作的业务人员，对这些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重要遗迹现象不仅应负责挖，更应负责保，因而在工作中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配合地方政府，对遗址的后续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气肋膜保护大棚

　　石峁遗址所在陕北地区夏季降雨集中，极易形成暴雨，加之遗址土质结构较为疏松、含沙量高，夏季暴雨容易造成的山体滑坡及石墙垮塌，成为文物保护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每逢夏季乌云压顶之时，其他的考古队常常可以借天公作美小憩片刻，而我们则如临大敌，如芒在背。考虑到将来的展示开放及申遗的需要，皇城台已发掘区域需要裸露展示，过去我们也曾尝试过在汛期用帆布、塑料薄膜对石墙进行遮盖，无奈效果不佳，很多文保专家也曾多次赴现场实地考察，但也未形成统一的保护意见。

　　2018至2019年，我们通过请教当地群众，咨询有关专家，同时结合在南美洲玛雅和印加石构遗址取得的“真经”，在石峁遗址管理处的大力配合下，摸索实践出一套对石墙进行常态化养护的保护模式。我们经过局部试验后，将黏土、白灰按照一定比例粉碎、混合，对经雨水冲刷墙体石块间出现的裂隙填塞补缝，在已发掘的皇城台门址的墩台、门道地面及东护墙阶梯状石墙顶部铺设一层厚约5~8厘米的防水层，既可以防止雨水渗入墙体，又易与遗迹本体剥离铲除，操作简单、具有可逆性，效果明显。

　　为了保护仍留在大台基南护墙上的石雕，我们在南护墙中段精心设计并修建了一座气肋膜保护大棚。采用地面式结构，直接由配重块固定于地表，电脑控制定时自动充气，具有不打桩、不开挖、可移动等优点。即使珍贵文物免遭了风吹雨淋，又防止了在保护建筑修建过程中对地下文物的再次破坏，也不影响之后的航拍记录工作。

　　皇城台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四个年头。四年来，虽数易寒暑、波澜不惊，但皇城台上的考古人依旧热情不更、初心不改；四年来，皇城台上的风景看似变化不大、平淡不奇，但早已成为石峁守护人心中的最美景区、无上圣地；四年来，考古工作已经迈出探索“石峁王国”的重要一步，石城专题调查、聚落等级划分，当然还有府谷寨山的重大发现。虽遭奔波，但我们满怀欣慰之情迎接着石峁那由远及近的身影。大台城、大台基、大房子、玉器、石雕、铜器、象牙等高等级遗迹遗物无不坚定着我们对皇城台的认识和判断。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区域，或许应该定其性质为“石峁宫城”。石峁周边的调查和发掘也在不断地告诉我们，石峁不孤、石城不孤，周边石城以众星拱月之势维系着石峁城的核心地位，都邑、王国，逐渐浮出我们认知石峁的海面，石峁都邑身后的石峁王国影影绰绰、相伴而来。

2019年最后出土的石雕

　　四年来，最喜在巍巍皇台上举目四望，看近处斜阳照墟落，望远方平林漠漠、秃尾寒烟。2019年的最后一天，再一次登上皇城台。此刻的皇城台银装素裹、惟余莽莽，远处是顿失滔滔的秃尾河，天地之间只剩空灵，颇似“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景，让人不禁升起“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之情，此景此情一定是石峁的犒劳、皇城台的馈赠，让我们享受这平静的美好，准备迎接石峁下一年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