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纸贵”看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

　　“抄书现象”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反映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抄书人通过抄写书本传播文化知识，推动社会进步，自身也有所裨益。从古籍记载的抄书人来看，抄写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探索的基本环节，也是其维持生计、走入仕途、功成名就的一条主要途径。正如成语“洛阳纸贵”记载抄书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它在诸多社会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史载左思为写三都赋，“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处放上纸笔、书本，每读到好的地方，就提笔抄写。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抄书主体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书现象十分普遍。与“洛阳纸贵”相似的情况很多，如南朝学者谢灵运(385-433年)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史载“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抄书现象的繁荣由前代发展而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像他们这些产生之初的抄书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可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张仪、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志趣相投，早年曾从师鬼谷子，过着虽然清贫但是志向远大、刻苦学习的生活。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张、苏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一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抄写内容多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抄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以宣传孔子学说为主要目的，打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基石。

　　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着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在抄书尚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零星记录了一些抄书人和抄书现象。“(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李合)常以佣书自给”。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日：“临纸悲塞，如何可言。”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白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后来官至奋武将军。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人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崔亮(生卒年不详)“居贫，佣书自业”，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土。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后来官至尚书。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后来官至孝昌相。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人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人仕途，成功名外，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在抄书中长期临写汉字，练就一手好字，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人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称“经生”，如前所述释僧肇。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虽然还存在着，但仅仅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

　　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和此后的抄书人初步摆脱了奴隶制社会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会中服务于封建主。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记载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人；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埏。这应是我国关于图书发行的最早记录，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抄书人充当了传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通过抄书。一些珍贵的、稀缺的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通过抄书，中国古代的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发展、繁荣；通过抄书，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创新；通过抄书，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开始萌芽、出现。蕴含在“抄书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过历代抄书人不断地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曲的张仪、苏秦，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