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几度诗意,不过诗酒茶花。在中国古代,最懂得生活,最懂得情调的,一个出自两宋,一个出自晚明,晚明是一个动荡而又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既有狂躁跳跃,也有内敛静思,既有叛逆超脱,也有回归守成,无数寄情山水生活的文人,他们或悠游林下、披月山巅,或携友观戏、醉酒花间,他们读书治园,他们遵生爱己,他们的生活是晚明最璀璨的烟火,是四百年后的我们,依旧向往的理想生活。
1587年,29岁的陈继儒会试落第,遂“取儒衣冠焚弃之”,“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从此绝意科举仕进。
世人常语,名利不如闲,不徇利,不求名,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饮花,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拼命扶藜、流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之足道乎。此时,隐居山间的陈继儒也没能逃出这份快乐,他闭门谢客,潜心读书著述,有时就连他的夫人也要借上坟的名义,才能见面住上几日。而流传后世的《小窗幽记》就是在这时完成的。
明·陆师道《临文徵明吉祥庵图》
《小窗幽记》中不仅有令人发醒的至理名言,也有陈继儒对闲居生活的细节描述,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对书斋雅室陈设的妙见。他说:“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饮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当亦扑去三寸。”
此时此刻,我们虽然无法走进陈继儒的竹居生活,但那股坐看朝霞暮霭、星月竹影的雅气与情怀,穿透厚厚的光阴,迎面而来。
明·周臣《山亭纳凉图》
当筑室东佘山的陈继儒长窗高卧、莳竹弄花时,诗人冯梦祯因得罪当权者,“京察以浮躁谪官”。万历二十一年(1593)冯梦祯又被起用,做到南京国子监祭酒,但四年后又中“蜚语”而去职。在遭受仕途上的三次重创后,冯梦祯决意归隐杭州孤山之麓,开始追寻自己心向往之,放任旷达、恬淡自适的生活方式。
孤山结庐后,西湖便成了冯梦祯日夜相对,流连忘返的风景。《快雪堂日记》中有许多他与友朋们徜徉西湖、优游佳山胜水的记录,几乎每月都有一到两次出游。他们在湖上观戏、赏荷、对饮。从此,西湖也成为了冯梦祯和朋友们最好的交游地点。
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冯梦祯收到好友田艺衡的书信。同月,雪后初雾,田艺蘅拜访冯梦祯,两人泛舟西湖,开怀痛饮,“舟出西泠,沿孤山而返。积雪在山,明月相映,可谓不夜。薄暮,都阃君宴客,鼓吹,放烟火,如星如月,飞空而下。与子艺凭栏看之,亦佳观也。”万历十八年二月,冯梦祯邀友人孙如法一起游西湖,后来又遇到了田艺衡和张毖,于是就结伴而行。
其实,西湖泛游不仅是冯梦祯的喜好,也是那时诸多文人最爱的清娱,就连深隐山间的陈继儒有时也按奈不住游湖的心情。他们常常三五人结伴,有时荡着高大的楼船,船上有书画可赏,有小童煮清茶,有名伶颂婉歌。有时也泛着轻快的扁舟,配着清淡的饭食,茶笋、莼鲈、秫酒,吟诗作文,逍遥湖上。
1597年,在北京做官的袁宏道第一次来杭州游玩。他望着矗立于西湖的保叔塔,心早已飞到了湖上,匆匆吃过早点后,就去湖上泛舟。生病后的袁宏道还说,此地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不过和游湖相比,插花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生活意趣和心灵慰藉。
袁宏道24岁就中了进士,也是个入仕的人,所以官场上自少不了俗事牵累。他曾在《瓶史》中安慰自己说,很向往那种身在泉林山水的乐趣,但又被各种俗事牵绊着,身不由己,于是把花朵插在瓶中,放在案头,也是一大快事。
在插花这件事上,无论选花还是择器,袁宏道都有自己的审美判断。关于插花的经典方法和意趣,他统统写进了插花艺术的代表作——《瓶史》。
若要插花,先要取花。在袁宏道眼中,“取花如取友”。对他来说,那些隐逸山林的奇人逸士固然令人心向往之,但这些人藏匿于山林之间,自己很难接近他们。因此,就从自己生活的繁华都市之中选择,当然,必须取隽秀高士,决不能因陋就简单地选择下里巴人将就。
袁宏道生活在气候寒冷的北京,南方的名贵花木自然不可得,“取花”虽需就近取之,但也不肯将就了俗花。春取梅花和海棠;夏取牡丹、芍药和石榴;秋取桂花、莲花和菊花;冬取蜡梅。若是没有合适的花卉,宁可由竹柏代替,即使无花,也绝不肯将就俗花。
明·沈周《庐山高士图》局部
都说好花配好瓶,养花瓶也需精良。但袁宏道却认为,花之金屋莫过于他曾在一户江南人家中见到的旧觚。其次才是官窑、哥窑、象窑、定窑这些名窑。从袁宏道取花择器的方式来看,明代文人士大夫早已将自己的品格,寄寓于在所养之花的品格中。庙堂之谟与山水之乐,士林风骨与江湖情怀,皆可从一花一叶、一瓶一罐中寻到自己的影子。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文人士大夫仕途受阻。而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出现,他们在新思想的冲击下,生活观念和生活意趣也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的明人较之前代,更加追求物质的享受和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但他们不止于停留在单纯的风雅享乐中,而是积极地参与生活方式的营建,探索,留下了数不胜数文字著述。
从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到袁宏道的《瓶史》,从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说》到文震亨的《长物志》,从高濂的《遵生八笺》到计成的《园冶》,他们对生活的探索,涉及到读书、藏古、雅居、养生、治园各个方面。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今日,明人虽已去四五百年,但那些高卧负暄、临帖刻竹,试茶洗砚,尝酒对画,听雨看山,湖上泛舟的闲雅生活,却在文字的记载中长存。这些文字是他们对历史的总结,对美好生活的描摹,亦是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与探索。
其实,明人也好,今人也罢,我们都将成为历史。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真实生动地留下有价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