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杨升庵的治学之道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出身名门，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辅。二是早年成名，杨慎24岁殿试夺魁，成为状元。他的家乡新都人常以“升庵科第”与“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并称来称赞他。三是博学多才，杨慎一生所学涉猎极广、渊博浩渺。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总结杨慎的治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闻博见，知不若行

　　杨慎以学问广博著称，他在哲学、训诂、历史、名物考据、诗词歌赋，乃至天文地理、戏曲音乐、古谣搜集等很多领域都广有建树。杨慎主张做学问首先要多闻博见。我们知道，程朱认为“德性之知”是“大知”，“见闻之知”是“小知”，陆王也主张良知“不假见闻”而有，要求发明本心，从而贬低了见闻之知的重要性。杨慎则认为“耳目之官，聪明攸寄；百度万物，悉在见闻”，所以他主张“闻不若见”“知不若行”。杨慎重视亲身见闻和力行，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当然杨慎并未否定间接经验，他认为认识有其过程，感性经验必须“会之于心”，才能超乎声色，从现象深入本质。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逻辑上分出一个先后，那么杨慎主张“知不若行”，他认为像书本知识等间接经验必须“体之于身”才能化为“真知”。针对当时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风气，他提出“合博约论”，主张做学问要以“多闻博见”为根基，先博后约，由博而反约，最后合博约为一。他说：“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又说：“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

　　杨慎重视力行、提倡多闻博见，这种治学特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如果按照常理常情不出意外的话，状元杨慎会在官场顺风顺水，最不济也可在翰林院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造化弄人，他因议礼获罪被流放南荒35年，这使得杨慎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也改变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突然的变故让杨慎从云端落入凡间，有更多时间遍览名山大川和风土人情，有更多机缘接触各种阶层和现实人生。以上种种，使他反思和批判“德性之知”，并且更为关注见闻之知和多闻博见的重要性。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是杨慎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治学还是生活中，杨慎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杨慎说：“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他在此把“善疑”视为学者在学术上成功之开始，而把不经思考而盲目信从视为一种学术视野的桎梏，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就治史而言，杨慎认为正史并非全部可信，必须经过考证。

　　一般而言，多疑者往往自大而偏执。杨慎虽然力倡善疑，反对迷信权威，却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怀疑，那是因为杨慎之怀疑精神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并非为怀疑而怀疑。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怀疑精神，恰恰让杨慎走向客观、公允和包容。例如杨慎主张诗赋要艳丽，文章要华美，极力反对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所谓哲理诗或者理气诗。他批评陈白沙的理气诗“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但是他对于陈白沙的古诗却大加赞赏，认为境界冲淡，有陶靖节遗意。他对李梦阳、何景明等当时文坛领袖的评价也大抵如此，有褒有贬，持论公允，绝不因其所短而忽视其所长。

　　杨慎独立思考的精神，除了源于天性与家世传统之外，与其见识广博也密切相关。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识越广就越不会夜郎自大，亦不会坐井观天。比如殷商始祖契诞生的历史，历代史书都遵循这样一个传说，契之母简狄吞玄鸟遗卵，孕而生契。杨慎则以他渊博的学识揭开该传说的神秘面纱，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根据《礼记·月令》，“玄鸟至”乃春分初候，此日，天子以太牢祠于高禖而求子。所谓玄鸟生商，应该是说简狄在此时按照习俗求子并且验而有孕，而商人对此进行神化，以之来论证殷商有天命福佑。诸如此类因学问渊博而得出的精妙审慎之结论，在杨慎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求异求新，应时适变

　　针对当时文章繁冗拖沓、陈陈相因的弊病，杨慎提出辞尚简要，文欲求新。他说诗文的内容和形式都要随时代而变，“盖不变则不新，不新则不奇”。杨慎由此进一步提出“同能不如独胜”，认为文学、艺术创作不能盲目效仿前人，应该不断创新，创作出不同流俗的优秀作品。“至音不合众听”“至宝不同众好”，别具一格、富于独创性的作品才能流芳百世。在这种观念引导下，杨慎本人在多个领域开一代风气之先。在哲学领域，杨慎提出“合性情说”，主张情欲应该得到合理满足，反对程朱理学“存理灭欲”之说。这在当时禁欲主义观念桎梏之下，起到了启迪和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的先声。在训诂章句领域，他反对空疏不学，主张探求古音本源，考订名物制度，下启乾嘉之学的兴起。在文学领域上，他批判前七子“宗唐法杜”的复古主义，带来晚明文艺思想的活跃。他的理论和创作引起明代诗风的转变，杨慎的《廿一史弹词》孕育了一种新的文体，开启一代新声，为近世弹词滥觞，在史学和文学上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

　　崇实黜虚，力倡实学

　　崇实黜虚，力倡实学，也是杨慎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明代中叶内忧外患不断，社会危机日益加剧。面对时代的呼声，程朱理学无法回应之，而其后兴起的陆王心学过于强调“发明本心”，反而加重了社会矛盾。杨慎认为这都是“道学”徒务空疏所致，他指出陆王之弊在于趋简凭虚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子之弊在于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杨慎所主张的崇实黜虚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做学问要求真求实，务求客观公正。比如他在思想上猛烈批判朱熹和王阳明，却对朱熹治学之顽强精神非常赞赏，也赞扬王阳明对王导的评价。他平生大骂王安石，认为是“古今第一小人”，“王安石误国极矣”，但是他高度评价王安石文章之妙。这都说明他始终坚持客观求实精神，不因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二是做学问要学以致用，要关注自然科学。杨慎对天文、地理、音律、生物、气候、医学等都有广博知识。比如他写过《滇候记》，记录了云南与内地气候之不同，他搜集记录大量古代农谚和各地农谚，说明气候和农业之关系。杨慎对一些动植物也做过详细考察，他考证棉花在梁武帝时“江南多有之”，而不是元代才传入中国。求实的治学之道与他博闻多见和应时适变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见识广博自然能看到时代的弊病与需求，也正是因为能把握时代脉搏，力求日新，他才看到当时社会虚浮不实的弊端，也看到学界游谈无垠之弊端。他由此提出对症的药，就是提倡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