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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农耕时节（国画）钱松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蚌镰
土地改革时，翻身农民在丈量土地
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从吃“虫兽果蚌”到吃“粟黍牛鸡”
——中国农业最早在中原地区兴起
农业产生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洪荒的远古历史，都被时光的尘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发掘出的石头中找到一些记忆。
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
程民生（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始人在御寒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温暖的地区生活。当时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自然植被茂密，遍布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其中生长着众多种类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而且河流纵横交错。河南境内的土壤主要是黄土，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作物营养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不需要进一步分化即可生长植物，只需用木、石等简单的工具就可耕作，加上土层深厚，便于保墒蓄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最适宜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生产，故而在这里最先发展起了原始农业。
张九洲（河南大学教授）：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华夏族就开始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就是距今约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文化。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大型定居村落，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农业进入了锄耕（或耜耕）阶段。
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故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搞农副产品加工等。特别是农桑并重的生产结构，成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程民生：当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是多元发生的。在中原的周边，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也曾兴盛一时。但持续的趋势却有不同，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的局面，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而中原文化则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崛起，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
──中原农耕技术曾领先世界
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中原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
张九洲：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农业已由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原农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在夏到春秋的这一过渡时期中，中原农业进入了沟洫排灌的农业时代。殷墟甲骨文除记载了不少农事活动内容外，还出现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农业已在中原大地兴起。周朝晚期，铁制农具在中原地区渐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虫防治，土地连作与休耕制被人们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现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视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们还在田间管理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作法──锄地。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农业的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话，那么到了两汉和南北朝，则是这种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两汉时期，中原冶铁业非常发达，政府对农具的制造和推广也非常重视，从而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更加迅速地发展。就垦耕工具来说，除了铁犁外，还有铁齿耙、钅矍（即镢，相当于现代的铁镐、铁镢）和（即锹）等；播种工具出现了耧车。此外，还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间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脱粒收藏和运输工具、加工工具等，到东汉时又出现了水磨。铁范铸造金属器类已相当普遍。到魏晋南北朝时，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标志是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农业耕作技术系统化。这一技术体系，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领先技术，至今仍是中国北方农业中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后来随着大量中原人的南迁，这些技术措施也随之传播过去，从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原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基础。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不仅最早在华夏大地开发了农业，而且也很早认识到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机械的创造发明，这正如徐光春书记举例所说：“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农耕技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从《吕氏春秋》到《齐民要术》
——中国古代农业的制度与理念跟中原密切相关
中原古代农业制度包括农业耕作制度与农业土地制度等多种制度。
农业耕作制度，是指农作物栽培中土地利用方式和保证农作物高产、稳产而有关农业技术措施的总和，在历代农业生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核心是正确处理用地和养地的矛盾，使土地保持肥沃。中原古代的耕作制度大体经历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熟荒耕作与休耕制、秦汉至隋唐时期的轮作复种制、宋元至明清时期的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三个发展阶段。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等，仍然延续至今。
中原传统农业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农学理念。这种农学理念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这自然要提到两部著作：一部是战国时期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另一部是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吕不韦是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省禹州）；贾思勰虽不是河南出生，但他来到了河南境内的朝歌（淇县）一带，且该书主要反映的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的农业情况。
游修龄（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理事、浙江大学教授，著名农史研究专家）：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古代的天、地、人“三才”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和运用。“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古代用以解释各种有关方面，用在农业生产上，是一种合乎生态原理的思想。“三才”在中国农业上的运用，并表现为中国农业特色的，是二十四节气、地力常新和精耕细作，这三者便是对应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的产物。《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４篇，是融通天、地、人“三才”的相互关系而展开论述的。西汉《胜之书》的“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可作技术看，也可视为“三才”的具体化。这种思想贯穿于后来的《齐民要术》等所有农书。
李根蟠：“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做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
“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技术，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张九洲：在中原农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农业有关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也产生和发展了起来。如孔子、墨子、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人的重农思想，孔子、老子、韩非、贾谊等人的民本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如务实、安土乐天、崇上尊老等，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些思想和观念，是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生产组织与生活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应当说，土地制度是中原农耕文化中最重要的制度文化。在中国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第二阶段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第三阶段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古代中国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变革与斗争，多在中原地区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引起贵族怨恨，最后兵败被俘，车裂而死，就是悲壮的一幕。由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代农业的制度变革与中原密切相关。
从昨天到今天
——中原崛起需从农耕文化中汲取营养
中原农耕文化尽管在漫长时期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其先进技术和思想理念远远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它并不保守，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其他地区对其有益的东西。
张九洲：这，可以举一些例子。如中原地区引进了游牧民族的良马以及治疗牲畜疾病的方法；引进了中亚西亚地区的作物或蔬菜品种，有小麦、胡豆、胡谷、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葱、胡蒜、胡栗、胡椒等。大豆是从东北引进的，水稻是从南方传入的，中原地区的面食方法也来自于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到明清时，国外的红薯、烟草、棉花、玉米、花生等也在中原地区种植。总之，中原农耕文化虽然反映了黄河流域旱作农业的本身特点，但它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当然，中原农耕文化的技术和精神方面，也毫不吝惜地传入和影响其他地区，并推动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
遗憾的是，自宋代以后，中原灿烂的农耕文化日益失去了光辉，其轴心地位出现了倾斜。
今天，我们回顾中原农耕文化，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增强河南人的历史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
二、有助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巩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更好更快发展。
三、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国情、省情，更理性地开展经济和文化建设。
四、有助于我们吸收和继承传统农业文化的合理成分，如精耕细作的科学技术体系，集约经营、主攻单产、用地养地、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等做法，迈向农业现代化。（文/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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