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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庭园映照不同的心性。陶潜“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谢灵运“罗层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每个时代的庭园也是如此，先秦的高台，魏晋的楼观，南北朝的山园，隋唐的禁苑，两宋的私人宴集之区，庭园在此成了时间迁移的印记。两宋关于庭园的名篇著述甚多，然多为造园必需的一面或略记。至于明末，则有造园专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世界造园史上著名的一总之作。是书被日本学界誉为“夺天工”。
《园冶》一书将中国庭园的营造上升为理论。举凡相地、立基、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等，实践与具论，无不扼要述及。自此而后，在计成的总论之上回溯中国庭园，风格的变化观察得更为明显。秦汉的实用，魏晋的田园，隋唐的山水，两宋的自然，明清而后的尔工尔精至于繁复。标尺垂范，《园冶》之后，便少有类似的著述了。
民国是中国古代建筑系统研究的白银时代，以营造学社为中心，许多学者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叶广度著《中国庭园记》，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刊布于1932年底。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士绅的庭院、别墅对“国民”的意义。在更为宏阔的境地，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
他有一个观点，文学是诗人在自然之美与庭园之地间，往来感慨寄兴的产物；而庭园又是他们理想中的必然归宿。所以，他将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几个概念，来涵容园林设计的美学。“清淡、优雅、静秀、冷逸、超洁”十个字，五个词语，中国庭园美学的概念焕然而出。几个词提供了十种具体的审美方式。
具体而言，清为澈，明晰若无，如《道德经》所言“湛兮，似或存”，了无痕迹。淡为无痕迹的表征，是自然与人为的界限。优若晨星在天，花开荒野，一见倾心；雅乃“古”与“正”，为标准，是“优”的限定。静则指向内心的自审，指外物不使心有所挂碍；秀指静有生气，整体气韵得宜。冷是条理与归属，是对心的约束；逸是分外之思，又是对心的驱使。超是方外之词，自俗世归于庭园，如收心复归于婴儿，自得纯然之乐；洁是不杂染，如水流，融融不竭，有声却似无声。
这几个总括性字词的底蕴，均在于自然。自然是人所寄身之地，庭园是心的外化；那么，建筑的营造则以自然为最高标度。中国的庭园美学即在其中。以此来判断、审美古往今来的建筑，即是建筑发展的未来，在隐约中对“国民”便有了普遍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叶氏的写作初心乃是对《园冶》的学理性抽象与物证。
基于此，叶氏全书笔墨甚为简括，整部《中国庭园记》结构开阔，脉络舒朗，仿佛一部大书的纲要。与营造学社其他同仁的建筑学背景不同，叶氏在现代学术理念的框架下，行文更多体现了文人的特点。书中例证，实际的庭园遗存之外，他多着眼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其次，取证于绘画作品，微细至画上题跋；再次，方从笔记、小说中找寻资料，甚少从史料中爬梳。
如魏晋，多从阮籍、陶潜，六朝则是鲍照、谢灵运。唐之李白、王维、韦应物，韩愈、柳宗元。宋则苏轼、欧阳修。典籍则为《古诗十九首》《画谱》《武林旧事》。绘画是韩幹、赵孟頫、倪云林，等等。这些璀璨的名字本身就是各个时代园林的气象。以他们创作的诗文与艺术作品，论述中国庭园的美学，如风入松林，予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亦使得文风流丽，意兴盎然。
虽然全书论点的佐证主要来自古典，论述的形式却并不拘泥，多采用图表展示。每一节具体的论证均是条理清晰，使人瞬间洞然。譬如对《红楼梦》体现的庭园美学，一、二、三、四、五，便层现完备。对圆明园规模布局的分析，也是如此。“庭园的组织”一章，则是作者对上述庭园美学的物理分解。全书结构甚为严谨。
按梁启超“二十四史乃帝王家史”一说，疆域即是帝王的私人园林。但帝王依然要一日赏毕天下美，所以圆明园仍要汇集北方的工整与南方的清丽。帝王“庭园”依托山水谋得天下，王侯显贵仰首帝王，微缩山水，以获自然之微意。还好中国的庭园建筑，宗庙、宫殿、世家之外，民众尚有居住之所。只可惜经典如《园冶》，发心也不是面向茅屋山野。
而第四种庭园，民众的居所，乃是前三种各式庭园薰习下的结果。叶广度的写作初衷，在于庭园对“国民的意义”。而民众的日常，无需模拟山水，因为其自身即在自然之内，所模拟的只是宫殿代言的权势与世俗的富贵，以及各式宗庙建筑赋予的寄心祈瑞之意。
现存的建筑实例中，西湖为自然与庭园的结合之人间佳构，山水、楼台、殿宇，一一并存，“是全国公私庭园的设计，都以她为典型，做参考的资料；极中国风景之大观”。所以，叶氏以西湖为现代法本，详加论解，而非完全是权贵意志的颐和园等昔日皇家园林。民国之时，“人”之个体意识渐趋成为通识。《中国庭园记》以“概观”中国庭园美学为学术之论，目的却是希望“国民”“随社会演进，由宫廷艺术，必然到国民艺术”。
远宫廷，近自然。叶氏寸心微意，全在此处。而是书之后，叶广度也再无相关著述，颇有隐者之风。作家、学者台静农在《叶广度诗集》序言中，说其“丧乱以来，憩影沙头，问樊迟之稼，学东陵之瓜，似乐放逸，与世相忘”。正是题解叶氏“与世相忘”的“国民意识”。是书刊行80多年后的今日，我们想观赏一下好的庭园，仍然需到那些古代的遗存，委实令人感慨。而其以庭园美学，指引个体国民的发心，则令后世学者愧然侧目。
以庭园之美，归纳人心，所有的放置又合乎自然。中国的庭园，凡那些被我们乐道者，均是“易”的思想、“礼”的规范，与“诗”的采集，三种思想结合得最为微妙者。易是天地自然之道，礼是尊人伦之规范，诗乃心志，交通于易、礼。叶氏引清诗人陈维崧《虞美人》诗句，“好花须映好楼台。”“花”即自然，“楼台”乃自然与礼交汇的结果，“须映”二字则是对“人”的要求。自然与礼之间，人需要有“诗”的精神。“诗者，志之所之也”。
栖心可得自然，中国的庭园美学如是。（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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