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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器是作法事时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的法器类繁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法器大体可以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袈裟、项珠、哈达等属于礼敬类；钟、鼓、骨笛、海螺、六弦琴、大号等属于称赞类；
塔、坛城、八宝、七政、供台、华盖等属于供养类；念珠、木鱼、金刚杵、灌顶壶、嘎巴拉碗等属于持验类；护身佛、秘密符印等属于护魔类；刻有或者写有六字真言的玛尼轮、转经筒和幢、石等属于劝导类。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义，有的法器兼有数种用途。
藏传佛教法器大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兼有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海贝壳雕以及布、丝织、锦缎等面料制品。其质材各异，造型奇特，制作构思巧妙，数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公元7世纪西藏出现了金铜佛造像和合金佛塔，以及油灯和供水杯等少数种类的法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曾遣使赴克什米尔、天竺等国迎请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教弘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刹桑耶寺，对于推动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作用。金刚铃、杵等部分密宗法器，伴随着神秘的作法仪轨在桑耶寺首次面世。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大规模灭佛，西藏的佛教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从松赞干布到郎达玛灭佛的时期被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这个时期存世的宗教用具已很少见。吐蕃时期可以称为是藏传佛教法器的滥觞期。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正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佛教再度在西藏兴起，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13世纪至15世纪是藏族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相继产生了大小二十几个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夏鲁派、格鲁派等。
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有长足的发展，外来与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渐增多，工艺技法臻于完善。这个时期有不少著名的法器传世，元世祖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法螺，是萨迦寺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萨迦寺和夏鲁寺等寺院内，出现了大量宫廷制造的僧帽壶和香炉等法器。
藏传佛教再次出现勃勃生机，藏传佛教法器也逐步走向繁荣。明代政府继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赐予西藏；同时，西藏也有许多精美的造像进贡给明朝政府。西藏佛教法器在明代继续得到发展。
五世达赖喇嘛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论是巍峨的依山式宫殿建筑、巧夺天工的园林设计、雕饰华丽的灵塔，还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画、唐卡，都令人叹为观止。清代皇家崇奉藏传佛教，乾隆以来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珍藏着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
同时，清宫廷也不断将其制作或者收藏的宗教品赐给西藏，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壶、珐琅彩沐浴瓶和净瓶等宫廷施予的法器，西藏和中原王朝皇室之间这种频繁的宗教往来，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之间的联系。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密宗在传承、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有独具的特点。
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凭借坛城、法轮、五方佛冠、嘎巴拉碗等法器，通过神秘的错综复杂的宗教仪式，实践了对佛、菩萨、本尊神像的观想。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法器大多系历辈达赖喇嘛的宫藏品，这些法器无论从材料质地、制作工艺还是类别功用来讲，都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法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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