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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上）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不仅最早在华夏大地开发了农业，而且也很早认识到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机械的创造发明，这正如徐光春书记举例所说：“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农耕技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蚌镰
从《吕氏春秋》到《齐民要术》
——中国古代农业的制度与理念跟中原密切相关
中原古代农业制度包括农业耕作制度与农业土地制度等多种制度。
农业耕作制度，是指农作物栽培中土地利用方式和保证农作物高产、稳产而有关农业技术措施的总和，在历代农业生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核心是正确处理用地和养地的矛盾，使土地保持肥沃。中原古代的耕作制度大体经历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熟荒耕作与休耕制、秦汉至隋唐时期的轮作复种制、宋元至明清时期的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三个发展阶段。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等，仍然延续至今。
中原传统农业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农学理念。这种农学理念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这自然要提到两部著作：一部是战国时期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另一部是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吕不韦是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省禹州）；贾思勰虽不是河南出生，但他来到了河南境内的朝歌（淇县）一带，且该书主要反映的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的农业情况。
游修龄（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理事、浙江大学教授，著名农史研究专家）：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古代的天、地、人“三才”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和运用。“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古代用以解释各种有关方面，用在农业生产上，是一种合乎生态原理的思想。“三才”在中国农业上的运用，并表现为中国农业特色的，是二十四节气、地力常新和精耕细作，这三者便是对应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的产物。《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4篇，是融通天、地、人“三才”的相互关系而展开论述的。西汉《胜之书》的“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可作技术看，也可视为“三才”的具体化。这种思想贯穿于后来的《齐民要术》等所有农书。
李根蟠：“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做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
“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技术，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张九洲：在中原农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农业有关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也产生和发展了起来。如孔子、墨子、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人的重农思想，孔子、老子、韩非、贾谊等人的民本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如务实、安土乐天、崇上尊老等，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些思想和观念，是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生产组织与生活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应当说，土地制度是中原农耕文化中最重要的制度文化。在中国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第二阶段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第三阶段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古代中国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变革与斗争，多在中原地区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引起贵族怨恨，最后兵败被俘，车裂而死，就是悲壮的一幕。由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代农业的制度变革与中原密切相关。
土地改革时，翻身农民在丈量土地
从昨天到今天
——中原崛起需从农耕文化中汲取营养
中原农耕文化尽管在漫长时期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其先进技术和思想理念远远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它并不保守，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其他地区对其有益的东西。
张九洲：这，可以举一些例子。如中原地区引进了游牧民族的良马以及治疗牲畜疾病的方法；引进了中亚西亚地区的作物或蔬菜品种，有小麦、胡豆、胡谷、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葱、胡蒜、胡栗、胡椒等。大豆是从东北引进的，水稻是从南方传入的，中原地区的面食方法也来自于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到明清时，国外的红薯、烟草、棉花、玉米、花生等也在中原地区种植。总之，中原农耕文化虽然反映了黄河流域旱作农业的本身特点，但它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当然，中原农耕文化的技术和精神方面，也毫不吝惜地传入和影响其他地区，并推动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
遗憾的是，自宋代以后，中原灿烂的农耕文化日益失去了光辉，其轴心地位出现了倾斜。
今天，我们回顾中原农耕文化，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增强河南人的历史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
二、有助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巩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更好更快发展。
三、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国情、省情，更理性地开展经济和文化建设。
四、有助于我们吸收和继承传统农业文化的合理成分，如精耕细作的科学技术体系，集约经营、主攻单产、用地养地、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等做法，迈向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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