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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子孙?”冯骥才说。
曾经的近百座古村已经全部消失，原居民都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从原来的深山搬出，住到了山脚下的平原小镇的多层住宅小区里。这让人忧心忡忡。
中国的古村落在这几年里全部沦陷了，继齐鲁大地的古村全部被拆毁后，作为中国文化博物馆的山西的古村也全部消失了!
没有个性的城市
杨柳青镇是天津市最大的卫星城镇，不仅历史渊源久远，文化积淀也十分厚重，尤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的木版年画而知名。这次拆迁的是镇南南乡三十六村，是历史上杨柳青年画重要的集散地，曾经有上百家老字号的画店。如今，这个年画艺术区，即将在以“新农村建设”为由的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借口下，中国的600多座城市都经历了旧城改造和重建，结果是每个城市的样貌都变成了一个样。
“我担心将来中国人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不论哪个城市，满眼全是现代建筑。所有文化旧址、胡同、街道，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平，造起来的楼盘，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都消失了。”冯骥才对记者说。
这些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历史街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商业办公区、写字楼和高层住宅区，原有的街道、胡同、大院和那里的原住民，都消失不见了。
更早消失的是那些中小历史文化名城。“比如我举两个城市的例子，南方的浙江嘉兴和北方的山东德州，这两个城市在发展和建设当中，城市里面的历史街区板块(德州除去一个文化性的遗址之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它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名城，基本上连历史建筑都没有了。”
保护不能只讲政绩
2000年，时任山西灵石县县长的耿彦波给冯骥才打了一个电话：“我是灵石县的县长，我在文化保护方面很多想法是跟您一致的，是按照您的想法做的，我特别希望您到我这边看看。”
但在老城保护和修复上，冯骥才和耿彦波也有分歧。大同老城历尽沧桑，城墙里长了很多的野树，当时，耿彦波提出要拿砖包起来，冯骥才认为不妥，如果拿砖包起来的话，老城看起来就变成新城了。冯骥才希望大同能够原汁原味保留几段城墙，甚至把崩塌处用玻璃做一个博物馆或旅店，人可以进去，里面也可以喝咖啡，用现代人的生活把历史跟现代连接起来。
“我们最近去大同，发现政府更大的兴趣，是恢复那些北魏时期的城墙，重建了很多老建筑，准备商业开发。我觉得他做来做去，仍然是那些旅游景点似的东西，还是要急功近利为政绩把投资通过商业运作挣回来。我不希望他们把老城最后搞成了遗址公园，最后为了收门票，人流众多，商业气息太浓，历史的感觉反而没有了。”冯骥才说。
但这样的问题在古城改造中屡见不鲜。云南的大理和丽江，向来被视作古城保护的典范，它们吸取了北京的教训，在古城外另建新城区。在冯骥才的眼睛里，大理和丽江的历史传统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躯壳。
“它们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原有的文化深层的魅力，原有居民大量迁走了，城市的记忆没有了，它原有的生活形态没有了，游客和居民都是汉人，原有的民俗和生活也丧失了，小店里卖的东西在南方、东北的景点里都有，游客看到的歌舞，最后都是表演性的东西，村民在那儿挤眉弄眼，真正内涵的东西没有了。”
冯骥才比较欣赏的是浙江的西塘古镇。“和周庄、乌镇等江南六镇比起来，西塘的模式最好，它保留了原住民，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形态。周庄本地人大部分都空了，都是外地人，乌镇的办法是把原住民全部赶走，变成了一个死城，一个古镇的生命没有了。”
别祸害农村了
冯骥才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的那些远离城镇的古村落。因为地处偏远，远离高速公路，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三十年里，它们得以幸存。但在这几年的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运动中，一批保存了近百年的古村落，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掉，建设成新城镇和高层小区。
十年前，冯骥才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山东普查，他发现齐鲁大地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古村落，有的村庄占地庞大，有城墙围绕，护城河和内河、池塘纵横，学堂、孔庙、祠堂、仓库、戏楼、钟鼓楼都有，街道、水井齐整，民居规划工整，非常美丽。
“我们当时还能看到山东的一些古村落，我们想做古村落的调查，把好的古村落确定下来，然后向建设部提一个名单，这些村落像北京的胡同一样先别动，去年我们的队伍深入调查下来，结果齐鲁大地上一个古村庄也没有了。山东经济发达，它们城市化速度也快，地方政府为政绩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了。”
对那些商业化的古村，如山西王家大院、周庄那样的旅游景点，冯骥才也担心它们的未来。他们往往是把村子围起来，把几个道口都变成了售票处。在他看来，这些古村就是为商业服务的，为游客表演的一个平台，跟文化没有关系，就是地方官员手掌上的一个玩具。
即使是那些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冯骥才也很担心它们的未来。在江西赣南地区和福建闽西地区分布着3万多座土楼。在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前，很多土楼里的牌匾和摆设的文物，都被文物贩子收购到了北京，流失到国外。后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地方政府也花钱请专家、学者，做申请文本报告，做规划、保护方案，看上去煞有其事。结果土楼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那些保护方案就变成了摆设。
“原来每个土楼都是博物馆，后来‘文革’毁了一批，‘文革’之后又卖了一批，所以很多土楼都空了，也有少量土楼里还有些东西，但这些土楼里现在没有人住，风吹雨淋，破败得很厉害。”那里只是动物和植物的天下。中国应该学习欧洲的政策，出台完善有效的法律和管理机制，让富人们使用居住，系统化对土楼进行保护，延长它的寿命。
对古村的未来，冯骥才很悲观。“现在城市的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打着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大批的房地产商把城市土地开发完了后，正在转向农村，因为农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波，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千姿万态中国的村落就会变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现在的情况是重申请，轻保护。保护谁?用什么办法保护?哪个部门保护?这些全部是空白，因为每一级政府完成政绩以后，就没人再管这事了。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艰难
记者：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这个领域的保护情况怎么样?
冯骥才：十年以前，我提了一个概念，叫文化自觉。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因为时代转型了，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特色。后来费孝通也专门写过关于文化自觉问题这方面的文章。
到了最近几年，国家开始文化自觉了，比如确立国家名录，确立非遗文化，传统假日放假，确立文化遗产日等等，另外温家宝总理也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更久远。
由专家到国家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一条线上是顺畅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家只有国家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还要必须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这个社会才能文明才能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确定完非遗的传人之后，很多的传承人就去世了。我觉得消失是自然的，因为每一代艺人到岁数了都要消失。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被确定为国家非遗之后，它的价值是什么?
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在一个地区里面，一个乡村里面，它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商业资源吗?它是一个地区的招牌吗?它还是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审美的表现?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表现?是老百姓应该引以为荣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然而，现在几乎没有老百姓认为非遗是他们的一个骄傲。
国家要有文化形象
记者：怎么看待老城改造中大量拆除民居，只保留帝王将相和名人宅院现象?
冯骥才：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看到那个房子的贵重程度，建筑本身的物质价值，不是看它的文化价值来看的，是从商业价值来衡量的。
所以他们喜欢新天地的改造模式，我们现在660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历史板块，要么被商业开发了，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变成一个风情街、酒吧街，在景观上还存在一点东西，作为地标存在。
我认为代表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的，是它的街区生活、文化，它往往并不是那些皇家、宗教的建筑。比如说故宫，它是象征性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北京真正的文化，真正代表北京的文化，恰恰是那些四合院和胡同所组成的那些历史街区。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就应该是专家管，不应该是文化部管，也不应该是中宣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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