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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国18世纪重农学派的观点，自然界虽参与生产过程，但却不要求任何补偿。这种无私赐予使农业产品成为纯“新产品”。显然，自然界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赐予，与土地不竭的生殖力有关。在中国美学中，自然或土地的这种生殖力被赋予了两方面的美学意义：首先，自然的生殖性即是其生命性。
这种活跃的生命感一方面使其与西方近代机械僵死的自然相区别，另一方面则因其对生命的包蕴而天然地具有美的本己性。“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美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生命本质。进而言之，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实现形象的表征。这样，人对自然物候变化的体验就成为对自然生命过程的体验，这种体验使中国人发现了时间，并进而以此作为人事的规范。从《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直至后世中国的历书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时间观是建立在农业节令和自然观察基础上的。
如《夏小正》开篇就讲：“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其耒。”也即：大地上蛰虫复苏、南雁北飞，野鸡呴鸣、鱼游水面，被视为农夫修理农具的时间暗示。在此，自然孕育了时间，农耕实践则规划着人的时间感知。后世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时间意识，大抵脱不了这种被自然主导的韵致和格调。至于从普通百姓到帝王公卿被月令和节气规划出的工作和生活，则明显因为与四季变化的配合充满节奏感，并因此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审美化的自然进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起于中原、疆域不断外向拓展的国家，它由历法规定的时间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如上所言，中国古代建基于自然认知的历法，其标准是中原地区的暖温带气候，但中国起码自秦汉始，其疆域就南北横跨了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多种气候形式。由此，中原地区农业性的历法不但对游牧、渔猎民族的生活缺乏实用价值，而且对非中原地区从事农耕的人民也同样缺乏指导意义。如唐张敬忠《边词》云：“五原春色归来迟，二月垂柳未挂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正揭示了农业时代时间体验的区域差异。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却从来没有因为地域差异而变得多元，它制定历法恒久不变的标准就是“中原时间”。这种历法借助政治权力获得的强制性统一，使时间具有了意识形态性，也为理解中国美学中的时间感知增加了制度主义的内容。
正如中国古代的时间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时间，其空间也是从中原出发的的空间。像中国最早的地理文献《尚书·禹贡》，按照顺时针的秩序，将天下排列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基本勾勒出了早期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版图。但是，就纯粹的空间而论，天下本无中心，如《庄子》讲：“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庄子·天下》）这种中心观念之所以形成，原因无非在于当时的中原因农业的发达而形成了人对土地的固着，并进而根据当下经验设定了何为中心、何为边缘。可以认为，中国社会早期空间经验的非客观性，铸就了它的诗性或审美特性，所谓的地理也因此成为诗性地理。
根据这种纯任感知的“私经验”，中原民族设定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并将五色、五音、五味、四季等都组入到这个稳态的空间格局中，从而使诸种审美要素形成对天下“中央”的环绕。超越这一经验范围之外的区域，在文化优劣论的主使下被认为荒蛮，但在美学层面，则往往被想象为仙人的居地。一部《山海经》，就是这种审美想象的成果，从《穆天子传》到《淮南子·坠形训》再到张华的《博物志》，则提供了从对中原的现实感知到关于远方的审美想象的渐变路径。
这中间，因为中心地区是确定的、清晰的，所以与此相关的艺术往往摹写真实，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边缘地区则因为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往往被诉诸想象，相关的艺术创造则虚幻瑰丽，充满传奇色彩，显示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特点。从美学角度理解中国人这种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天下观，可以看到的就是这种从经验到想象、从现实到浪漫逐步过渡的审美系统。
十余年前我曾讲过，人、时间、空间是美学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就中国美学史而言，时间、空间这些已被现代科学高度抽象的范畴，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则因对自然的凭附而保持着鲜活的审美特征。或者说，农耕背景下的时间和空间，是被自然表象的时间（四季）和空间（风景），它的自然性即可感性，它的可感性即审美性。同时，人参与农事就是参与自然，就是将个体纳入到自然时空的生命律动。关于这种由人、时、空复合共铸的农事生活的美，宗白华曾讲：“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
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击壤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西南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率领着空间方位（东西南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从这种论述不难看出，农耕文明不但铸造了中国人的时空体验和四方想象，而且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为人的生存注入了本质性的审美内容。
当然，除了审美化的时空经验外，农耕文明对中国美学最根本的影响还在于对民性的塑造。《吕氏春秋》曾讲：“古圣先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于务农……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也即农业劳动本身就构成了对人民的教化。那么，这种教化达成的结果是什么？按照《吕氏春秋》：“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上农》）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自文明早期即奠定的重农传统，不仅及个人财用或国家富强问题，而且更涉及对人民心性的正面养成。即：农耕使人心性素朴尚质，远离商业性的好智多诈。可以认为，中国美学重质轻文或先质后文的传统，对人性素朴之美的肯定，及哲学上的实用理性，断断无法忽视农耕文明的塑造。中国文学艺术中的思乡主题、家国之恋，则无法忽视由人对土地的固着而培养出的天然忠诚。近年有人提出，中国古典美学即是一种农业美学。这种说法有些武断，但一种更圆通的讲法应该是可行的，即：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奠基于农业、并从农业出发的美学。(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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