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07年建园至今,圆明园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举世无双的皇家御苑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圆明园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寄托。在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是修复那曾经的华美梦境,还是保存这遭受蹂躏之后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供人们凭吊?
圆明园被毁前的照片
圆明园:争议的漩涡
2011年初冬,北京。寒风过处,枝上残叶寥寥。圆明园在初冬的阳光下依然难得安寂。近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一则关于研究论证重建圆明园的建议让圆明园是否重建的讨论再起波澜。这处已经存在了151年的残园废墟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巨大的悲剧主角,圆明园始终是国人心头一块时时隐痛的伤疤,一个难解的心结。151年前,圆明园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辉煌和骄傲在1860年初冬的那场大火后嘎然而止。熊熊燃烧的大火把“圆明园”的创伤定格成一个恒久的耻辱象征,它静静看着时光流转,以自身的遭遇,默默地折射着这片国土的荣辱兴衰,矗立在北京西北的断壁残垣废墟,已烙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有关圆明园遗址未来的命运,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一直争论不休,基本分为“重建派”、“整修派”和“废墟派”。其中,“重建派”又有“原址重建派”和“异地重建派”。“重建派”主张全面修复,以显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整修派”主张部分修复,作为历史纪念和旅游之地;“废墟派”主张保存好遗址,稍加修整,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耻”纪念地。
第一次重建:帝国的回光返照
大清帝国的同治皇帝无疑是最早的“原址重建派”的代表。1873年,“亲政”刚刚一年的同治就下达了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此时距圆明园第一次被烧已13年。这个时期,大清帝国对外通过与外国列强媾和,换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对内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湘淮军队,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再加上大兴洋务运动,帝国隐隐有复兴之兆。
即使如此,同治对圆明园工程耗费亦有所知,“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诚恐不敷。”所以“再四思维”,决定“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并专门为重修圆明园筹款发出上谕:“着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重修圆明园的幕后推手应该是慈禧皇太后。她重修圆明园的心情比同治更为迫切。1873同治发布上谕的当月,她就几次催促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的“样式雷”呈交烫样,并亲自进行修改。这一次的整修计划,最初设计总共有3000多间建筑,包括正大光明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等21个景区。但整修工程并无意准确恢复原状,设计全凭慈禧和同治的喜好,很多建筑都准备大幅改动。
但同治没想到,自己亲政后想要创造的第一得意杰作,居然阻力重重。先是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斥。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更恼,下令将游百川革职,随后他干脆发了个上谕,勒令群臣不准复言。
即便如此,当时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大学士文祥、帝师李鸿藻等重臣也不为所动,依然极力反对,君臣矛盾爆发。据晚清文学家吴汝纶日记记述: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双方互做妥协,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至此,圆明园重修宣告结束。耗费了480多万两白银的这项工程,有100座500间殿阁亭榭动工在建,没有一座完工。
实际上,同治时期所谓的“中兴”不过是这个没落帝国的回光返照,羸弱的清王朝早已沉疴难救。
此后十余年间,清朝统治者没有大兴土木。直到光绪年间,再一次垂帘听政的慈禧,为贺自己的六十整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复了原为圆明园附园的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火烧圆明园,残破的圆明园在战乱中遭到彻底的毁灭。随后,圆明园还经历了“木劫”、“石劫”和“土劫”。
圆明园废墟
圆明园遗址保护:漫漫长路三派纷争
1976年,新中国为了保护圆明园遗址,专门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也就是从这时起,如何修整和保护圆明园,就开始有了分歧的端倪。
但真正让这种分歧放大到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是一份声势浩大的倡议书。1980年8月,90多名古建和历史专家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当得知一个外商想在圆明园投资盖宾馆的消息时,与会者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征集社会名流签名,尽可能扩大社会影响,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这份《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倡议书》提出:政府重申保护法令,公布圆明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安排遗址内农民;有计划地发掘遗址、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
那一年,有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这是一份超级“华丽”的签名名单,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老将军张爱萍所写“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
这份倡议书使圆明园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反对的焦点集中在于: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甚至把整修圆明园和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相类比。
而支持者认为:整修圆明园是“振兴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映射着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圆明园,也同时承载起了百年强国梦。
恰逢此时,电影《火烧圆明园》上映,引发轰动,也让更多的人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直观的认识。在这样的争论声中,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轮廓初具。
1983年,圆明园沦为废墟一个多世纪后,终于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被定性为遗址公园。作为遗址公园建设的一期工程,福海于1984年12月1日开挖。沉睡了一百多年的圆明园,在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中苏醒了。
随后,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题每隔数年就引起纷争,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争议:1980-1988年的遗址清理整治与保持废墟之争;1995-2000年与2003-2004年的部分整修与维持残园之争;2005年圆明园遗址的防渗措施与保护生态之争;2006年到2009年由浙江横店圆明新园工程的动议和启动引发的圆明园异地重建与反对重建之争。
异地重建:圆明新园被紧急叫停
“整修派”和“废墟派”的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矛盾激烈时势如水火。
2000年,北京市出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规划也是各方观点争论出的结果———既适度整修,又不盲目行事。《规划》重申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物恢复限定在1/10以内。这些内容足以让“整修派”无比振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规划》出台之后,环保主义者异军突起,成为“废墟派”的新生力量,并且在“废墟派”的发言体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就在“整修派”和“废墟派”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重建派”突然横空出世,以咄咄逼人之势抢占了争论的焦点。
2008年2月,浙江横店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高调宣布,“按1∶1的比例重造一座圆明园”。豪言一出遂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但由于该项目规划用地6165亩,其中3096亩土地不符合横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基本农田1057。4亩。圆明新园重建计划在宣布两个月后即被紧急叫停。
圆明新园重建虽然停下,但它掀起的波澜至今没有完全平息。这种争议本身也反映了在国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扩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和民众如何对待伤痛历史的纠结以及回归理性探讨的态度。
151年间,几代人试图重建圆明园的计划都在争议声中几经波折,每次方案的出台都能挑动中国人最敏感的历史神经,掀起新一轮“修”与“存”的论辩。
对于圆明园一去不返的“绝世美景”,公众一直带着遗憾进行想象。是修复那曾经的华美梦境,还是保存这遭受蹂躏之后留下来的断壁残垣?可以预见,争论仍将继续,作为举世无双的皇家御苑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圆明园本身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丽与哀愁,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圆明园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梦幻杰作,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