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传统农耕文化将助力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目标，提出了许多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新要求和新举措。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道：“我听说，在云南哈尼稻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进一步指出，农耕文化、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乡风文明的根和魂，而乡风则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

　　那么，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来阐释和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呢？

　　开拓进取自强不息

　　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祖先从狩猎和采集社会步入农业社会，驯化选育动植物，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和繁衍后代。无论是在广袤肥沃的平原地带，抑或是在荒凉贫瘠的河谷山沟，先民在感恩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同时，也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山川大地的面貌。

　　马克思曾批评，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只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而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并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种可敬可叹、可歌可泣的人类实践改造活动，也同步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农耕时代的中国人立于天地之间开拓进取、生生不息的气质品格最精练准确的概括。钱穆认为，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吸纳接受的形成过程，政治上的标准是接受以周礼为代表的一套政治秩序，经济上的标准就是变游牧为农耕。在此基础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具有千年历史传承的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是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丰收时节，站在梯田底部仰望最高可达2000多级“阶梯”的梯田以及滚滚稻浪的壮阔场景，令人叹为观止。这正是一代代哈尼族同胞接续奋斗创造的人间奇景。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康德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所讲的那种崇高感、那种震撼和壮美。

　　道法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的介入，产生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要求。人类将自身的秩序加诸自然的秩序，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规制和立法。现代商业中，利润导向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进一步被植入农业领域、农业社会，让原本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农业在价值和功能上趋于单一。由此，现代农业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态顽疾。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自然界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需要被征服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掌握其原理、怀有敬畏之心并与之和谐相处的系统。道法自然、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正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智慧，体现出对农业节令和时序的把握、顺应和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哈尼四季生产调》，就是由哈尼族长老在年节时传唱，以便让妇孺皆知的一种农事节令歌。

　　其实，即便是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也并非涸泽而渔。水草枯荣的自然景观变化，反映的是自然时序的客观变化。初民遵循这一自然的指示，调整自身的生活、生产节律，以与生态物候相适应。到了农耕时代，先民逐渐认识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体验到农事活动必须顺应时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合有序，于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这些经由一代代人口耳相传而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经验和智慧，直到今天仍是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南。前些年，调研上海松江家庭农场制度时，发现这一改革专门要求家庭农场户遵循“三三制”规则，即一季水稻过后，在第二个种植期内，1/3种小麦或大麦、1/3种红花草（绿肥）、1/3作为白地（深翻）；三个大户组成一组，每年轮换，恰巧做满三年的承包期。这套精致的制度设计，把通过休耕以保养地力的传统智慧与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巧妙结合，堪称精细化管理创新。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一般来说，工业的逻辑是机械的逻辑，农业的逻辑则是生命的逻辑。英文中，农业是agriculture，后缀culture是文化的意思，而culture的同根词cultivate又有栽培、耕耘的意思。换言之，农业是自带文化属性的、有温度的，需要用心去呵护与培植。

　　农业的劳动节奏较之工业更富于弹性，但农业的劳动绩效并不能立竿见影，需要耐心等待自然和时间来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在生产和收获之间的漫长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内在地要求协调与合作的原因。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面对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实在太过渺小。由此，先民结成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事实上，井田制的瓦解和小农经济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动摇互助协作的内在基础。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调查发现，山区人民通过“变工”（劳动力之间的互换与协作）等方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互助合作。之后，他把这一经验带到了陕甘宁边区。

　　坦率地讲，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包产到户，直至当下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村社伦理都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留给后人、始终发挥重要功能的一条宝贵经验。可以说，它也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则和路径。

　　孝友耕读勤俭传家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传统对理想家庭内部关系结构的描述。这一状态的达成，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水平较低，对农事活动规律认识的传承和把握高度依赖于经验的口耳相传，离不开长者的智慧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孝老爱亲、安土重迁、慎终追远，成为内嵌于传统农耕文化的道德基因。直至今日，城市人游走四方，心中追寻的依然是故土亲人，舌尖上思念的是家的味道。农耕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越农村范围，深深移植入当代人的生活境遇和文化环境之中，化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农耕文化绝不是“土得掉渣”，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诗句，曾国藩家族“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的楹联，都是在追求一种物质上的自食其力与精神上的充实完满，田园与都市、守耕与漫思相得益彰。

　　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不到0.4%，但乡村振兴依然是一项重要改革探索任务。从松江的家庭农场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金山的农民画，再到奉贤的“以家训带家风，以家风树村风，以村风扬民风，遵奉先贤，见贤思齐”的精神文明建设，皆领风气之先，都发挥着示范效应。农业、农村、农民是上海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是上海“五个中心”和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农耕文化亦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源头。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回溯过往，我们为祖先创造的辉煌灿烂、如诗如画的农耕文化所震撼，为先民的智慧、睿思、创新、勤劳和伟大而自豪。汲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厚重遗产和磅礴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正是我们庆祝农民丰收节的当下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只是农民的节日，也理应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