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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原则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数千年长盛不衰。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农业的诸多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和农耕文化。
1.协调和谐的三才观。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展，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认识和摆正了三大关系：即天、地、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的关系。它指的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强调在农业生产中做到“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
“三才”理论是从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中孕育出来的，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中国农耕文化与传统农业理念，主张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关系，这是“三才”观的核心。任何社会具有发展前景的文化和经济都必须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任何一个从农业生产中发展起来国家和人民都敬畏天地。
2.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中国农业有着很强的农时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观日测天图像的陶尊。《尚书．尧典》提出“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的关键。“不误农时”、“不违农时”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顺时”的要求也被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方面。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以时禁发的措施”。
“禁”是保护，“发”是利用，即只允许在一定时段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期采集捕猎，更不允许毁林而搜、竭泽而渔。“用养结合”的思想贯彻于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也是我国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3.辨土肥田的地力观。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不断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若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我国在战国时代已从休闲耕作制过渡到连种制，比西方各国早约一千年。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的土地还越种越肥。我国先民们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和方法改良土壤，培肥地力。
古代土壤科学包含了两种很有特色而相互联系的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都各有其适宜生长的植物与动物。地脉论则把土壤视为有血脉、能变动、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两种本质上都是一种土壤生态学。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著名的宋代农学家陈旉提出“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一些原来瘦瘠的土地改造成为良田，并在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长盛不衰，为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农作物各有不同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人们把这概括为“物宜”、“时宜”和“地宜”，合称“三宜”。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认识到在一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有相应的植被和生物群落，而每种农业生物都有它所适宜的环境。但是，作物的风土适应性又是可以改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是可以变的，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可以变的。正是在这种物性可变论的指引下，我国古代先民们不断培育新的品种和引进新的物种，不断为农业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因素、提供新的前景。
5.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中国传统农业是一个没有废物产生的系统。农户生态系统是“小而全”的结构单元，物质封闭循环，几乎所有的副产品都被循环利用，以弥补农田养分输出的损耗。通过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实现无废物生产，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和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农业将种植业、畜牧养殖业紧密结合起来，将作物秸秆、人畜粪尿、有机垃圾等经堆积腐熟后还田，顺应了物质能量循环的规律。
人们不断的开辟肥料来源，清代农学家杨岫的《知本提纲》中提出“酿造粪壤”十法，即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河淤泥塘）、骨粪、苗粪（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等等，差不多包括了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作肥料的物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认识，出现了“桑基鱼塘”的生态循环的生产，就是在鱼塘岸边植桑养蚕，桑叶喂蚕，蚕粪养鱼，塘泥肥桑的良性循环。还有稻田养鱼。这正是当今的有机农业所需的生产方式。
6.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古代在农业生产中提出的节用思想对今天仍有警示和借鉴的作用。如：“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等等。古人提倡“节用”，主要目的之一是积粮以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
二、农耕文化的传承价值
我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万年的农业生产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几千年农耕文化形成和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等）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在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农业生产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保持本民族特色、传承本国文化传统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传承农耕文化是保障民族健康生活的源泉
当今中国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农村）是影响和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的农耕文化、传统饮食文化，是“天人合一、药食同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吃的中药、吃的天然食物都是来源于自然界。食物是最好的药物，我们日常吃的天然食物，都具有天然药物一样的作用。中国第一部农耕专著《齐民要术》里就收集了几百种食物，都被我们的祖先开始选择食用了。
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吃植物的种子来维持生命和健康，这是非常智慧的选择，“得谷者昌，失谷者亡”。中国的饮食结构是最健康、最科学的。因为我们的传统饮食结构，不仅是由中国的传统农耕文明所决定，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实践以及食疗保健经验积淀的结晶。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研究和回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饮食结构，我们就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
这对于保证全民族健康素质的提高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繁衍了几千年，活得很健康，没吃出那么多怪病，得益于传统农耕文明和传统饮食文化。而我们现在是生活越来越好，病越来越多；优良传统抛弃的越快，各种现代病生的越怪；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难。快速的发展与设施使人们远离了大自然，精美的食物弱化着人们的消化能力，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高血压（2亿人）、糖尿病（9500多万人）、肥胖症人群。难道我们不该反思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耕文化精神，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福之源。
因为农耕文化的本质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这个合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顺应自然。农耕文化的精神是化育和养成。
（二）传承农耕文化是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农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也随之突显。我国粮食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大量增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日益趋紧的状况下，继续靠增加资源和化学品投入来增加产出的余地越来越小，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为特点的农业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
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借鉴和吸纳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精华，遵循自然规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步减少化学品的投入，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注重增长速度与质量安全的协调。（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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