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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伊始，园林大量地进入中国文人的生活领域。魏晋名士，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在园林中展开了游山玩水、把酒咏文。还有艺术雅集、谈玄论道等诸多活动，构筑了一个以园林为载体的身心息止之乡和生活美学世界。
仇英《兰亭图》扇面
园林山水生命情意
魏晋名士率先以园林的艺术形式组合了山水，也以园林的生活方式彰显了自身的生命情意。《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其中，“濠”“濮”二字取自庄子“濠梁观鱼”与“濮水垂钓”典故，意喻一种与鱼鸟同幽游，与自然同一体的回归生命本性的畅快之境。在魏晋名士眼中，当下会心的园林山水、林木、鸟兽禽鱼不但给人亲和、亲近之美感，而且直接让人领会生命的适性逍遥。正因如此，魏晋名士都喜欢置身园林美景当中，既游目骋怀于山水美景，又感受着生命的悠闲自在。
嵇康宅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树，嵇康则在柳树四周凿池激水。每到夏天，他就在柳树下时而遨游嬉戏，时而锻铁自娱。潘岳在洛阳闲居之时，在自家园林中筑室穿池，养莳花木，并扶老携幼共游园林，感受喜气融融的天伦之乐。孙绰在会稽东山因山倚林，修筑园林，并在居斋前细心地种了一株松树，独赏其一无用处的“楚楚可怜”。谢安、王羲之、许询、支遁、李充等人在会稽都建有园林，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放情丘壑，有终焉之志。陶渊明归隐的园田居，则有另一番自然野趣之美。十余亩的园宅背山临水而建，八九间草庐有东轩有西庐；堂前罗列着扶疏的桃李，后檐种植着成荫的榆柳；东西则是花药分列，林竹翳如。诗人在躬耕之余，时而看白云出岫、倦鸟飞还，时而手抚孤松、看夕阳将下，时而采菊东篱、见悠悠南山。魏晋名士步入园林，让自身化进了天地宇宙，从而成为一幅天人合一的写意画卷。
酒香园林诗意源地
感受园林景致之美，魏晋名士的园林生活还离不开酒和诗文。王恭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此话表明了能饮酒能作文当是名士的基本条件。王蕴云：“酒，正使人人自远。”酒在魏晋名士那里不简单地只是一种嗜欲之物，还具有浇愁避祸、超然烦顿、使形神相亲的文化意义。魏晋名士们大多喜欢在园林中边饮酒边游园边赋诗，或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或随兴小酌畅叙幽情。
酒香的园林生活，实是诗意的根源之地。曹魏建安名士在邺城西园、玄武苑中“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由此造就了中国五言诗的兴盛。竹林七贤个个善饮酒，其中刘伶、阮籍、阮咸更是以嗜酒闻名。在风姿摇曳、清音徐徐的竹林中，饮酒作文当是七贤聚会的主要活动内容。西晋名士在石崇的金谷园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在玄醴染朱颜的热烈气氛中，既成就了《金谷集》（已佚），又成就了赋诗不成罚酒三斗的饮酒风尚。王羲之、谢安等42位名士，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三月三日聚集于崇山峻岭、清流激湍的郊野园兰亭。这些东晋名士列坐在曲水两旁，让装有酒的杯子在弯曲的水面上飘流。水流曲折，酒杯时流时停。当时的规矩是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赋诗，否则就要罚酒。这次文人雅集，不但留下了代表东晋文学成就的《兰亭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园林对石渠曲水景观的设计。到陶渊明那里，园林饮酒开始大量地成为一种诗歌题材进入中国诗史。陶渊明在同一年秋天饮酒后就陆续写了20首《饮酒诗》。这些诗作借饮酒为题，多抒发自己的园林生活以及人生感悟。美景怡人、美酒醉人，诗意的文字就自然流淌出来。诗、酒与园林美景的交相辉映，编织出了魏晋名士人生的诗意面向。
画境文心思想园地
不唯作诗，魏晋名士还在园林中展开了其他各种文艺活动。音乐与园林都能颐养情志，涤荡灵魂。这种共同的文化功能二者结合构筑了魏晋名士岩泽与音乐共远的精神世界。魏晋很多造园家同时也是音乐家，像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和阮咸在音乐上都颇有造诣。特别是嵇康，他不仅有《声无哀乐论》流传于世，还通晓各种乐器，尤善操琴。嵇康的广陵绝唱就曾被传为历代音乐佳话。谢尚则是“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即使如陶渊明这种不懂音律之人，在园林饮酒酣意之际，也会拿起无弦素琴抚弄一番。至于谢安游东山而吟啸不言、王徽之暂寄空宅也啸咏良久、陶渊明啸傲东轩下，更是以最为自然的肉声清歌应和着大自然的美妙节律。
围棋对于六朝士人，不但是一种娱乐休闲活动，还是士人雅量与文化修养的表现。淝水大战迫在眉睫，谢安尚能在园林别墅泰然自若地与谢玄对弈，足显其泰然从容。在魏晋园林和书法关系里，最典型的事件要属王羲之游兰亭所写的《兰亭集序》。传为王羲之在兰亭禊会中挥毫书写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被历代书家奉为书法经典。《兰亭集序》的书法应是与当日王羲之游赏兰亭的心境紧密相连的。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笔势正好表达了王羲之在观赏兰亭美景时超然洒脱、放浪形骸的心绪。通过园林、音乐、棋艺、书法这些具有共同精神气质的文人艺术活动，魏晋名士构筑了自身典雅精致的生活世界。
园林是画境文心，也是思想园地。在以玄学为主流的文化氛围中，清幽雅致的园林还是魏晋名士清谈论辩的玄学道场。正始之后，魏晋名士的清谈逐渐由义理的探讨转向一种个人神情气韵的风度表演。因此，魏晋名士的清谈还具有审美性与游戏性。园林作为一个山水兼备、避风遮日而又住食无忧的场所，理所当然得到了清谈名士的青睐。竹林七贤不但在竹林阴翳的郊野园张扬了自身的生活情调，还可能围绕着庄学义理、养生、名教与自然、声无哀乐、宅无吉凶等诸多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导把隐士郭文迎接住到自己的西园后，温峤等人就经常在此与郭文进行“钩深味远”的对谈。司马昱任会稽王时，曾把东晋清谈名士殷浩、孙盛、王濛、谢尚、刘惔等人召集在自己的园宅里进行清谈活动。清谈最后的结局是在座的所有人“拊掌而笑，称美良久”。魏晋名士的清谈更多属于一种日常生活中感悟宇宙与人生存在方式、存在意义的高雅学术活动，不可都以“空谈误国”来抹杀其文化意义。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在一种文化的乡愁中，我们不妨起步追寻前贤的文化印迹，迈入园林深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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