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文明：从良渚古城申遗到乡村振兴战略

　　近日，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主持的“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协商会，听着各位委员的精彩发言，思考着当今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修改着自己提交会议的《乡村振兴中要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的文稿，脑子里不时浮现出最近的社会一大热点——良渚古城成功申遗。

　　许多朋友问：你们说良渚古城是一种区域性国家文明的代表，那么良渚文化时期既没有金属冶炼的物质生产力，也没有文字记录系统的精神文化成就，为什么就能成为一种国家文明？这与西方学术界认定的国家文明产生的基本条件严重不符啊！

　　是的，世界文明的模式本来就是多样性的，这是个理论问题，可以去继续讨论，然而，良渚国家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它有一个基本的核心条件，那就是她有堪称发达的水稻农业。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内的宫殿区附近发现6处大规模稻谷贮存遗迹，其中宫殿区东坡一处保存下来的炭化稻米大约有2.6万斤，而在一处现叫池中寺的台地上竟然发现了36万多斤炭化稻米。此外，水稻田、大型水利设施、石犁等各种农业工具都能证明良渚文明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水稻农业经济。

　　也可以说，申遗的主体是良渚古城，但当时支撑这座都城及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却是存在于周边的农业、农民、农村这个“三农”体系。为此，中国从良渚文明之后一直到清王朝的5000多年文明，被国内外学术界明确界定为“农业文明”。

　　可以说，离开发达的农业，古代国家文明真是不堪一击，我们看到，即使到了大唐时代，唐德宗贞元三年（786年）五月，都城长安粮仓枯竭，皇帝忧心如焚，恰好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德宗喜不自禁，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京城的士兵获知后也激动得皆呼“万岁”。中国秦以后历代都城也无法离开支持漕运的运河系统，否则作为国家文明中心的都城难以长期生存。

　　如果从历史的长河中观察，中国的“三农”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大真是无法估量。总体而言，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三农”孕育了城市。中国完整意义上的“三农”大约出现于一万多年前，到6000年前左右，开始出现初期的城市，这表明城市是“三农”之子。“三农”唯一没想到的是，她孕育和滋养的孩子后来居然成为她的剥削者，成为她的对立面，所以在中国古代，城乡之间的冲突最剧烈的方式是一次又一次出现的“农民起义”。

　　第二，“三农”创造和支撑了古代国家文明。具体已如前述。

　　第三，“三农”支撑了中国近代的早期工业化。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许多近代工业，如棉纺、粮食加工等，农村都是其主要原料产地和重要市场，最初的产业工人大多也来自乡村。

　　第四，“三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陈毅同志曾深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数据显示，支持淮海战役的民众达到230多万人，运送的物资以粮食为大宗，当时投诚的国民党士兵有6万多人，其中“到解放军这里能有口饭吃”成为投诚的重要原因。

　　第五，“三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体系顺利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我们看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奋斗在城市建设的各种工地上和工厂里；大量低成本的农田被变成城市工业、商业和住宅的建设用地。

　　回看历史，中华文明从孕育、到诞生、到持续，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三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然而，迄今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水平与城市人口相比还有巨大差别。中国共产党人从土地改革，到免除农业税，到建设美丽乡村、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无时不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是的，这是还历史以正义，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和初心，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终极之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看到良渚文明存在的条件一是“三农”的经济基础，二是综合运筹人力、土地、产业以及精神文化等各种资源的“国家”政治力量的存在。

　　以愚之见，中华文明产生和运行的条件就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再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中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内在矛盾，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确保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代“三农”的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诚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也认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无不是依靠掌握着先进精神文化实现对劳苦大众的统治。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精神生产力越来越重要，为此，提升乡村的文化建设水平，成为以城馈乡、以工带农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最重要举措。良渚古城申遗作为一种文化行动，也不失为其中生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