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岭南园林的历史发展与造园特色

　　岭南园林，作为中国三大园林地方风格之一，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与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岭南园林的历史发展突出表现在南越王朝、南汉王朝、明清时期及近现代园林四个时期。以往的研究多重点探讨这四个阶段园林的造园风格特色，本文重点关注这四个园林发展阶段的活态历程，关注岭南园林随岭南地域历史环境变化而保存的核心要素，梳理出岭南园林历时发展中一脉相承的造园特色。

　　岭南园林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征

　　岭南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在历史早期一直属于“蛮荒之地”，长期远离中原政治权力中心。唐代开始，岭南地区设立专管海路对外贸易的市舶使，代表朝廷总管东南海陆的外交与外贸。唐末五代十国，南汉王朝在岭南地区自立为国，物阜民丰；发展到明清之后，岭南地区特别是广州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门户，成为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地方。应该说，岭南园林的历时发展与岭南地区这种地缘关系的历时变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从边缘—中心，从偏隅一方到门户之地的地缘变化，直接影响岭南造园发展与价值特色，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一脉相承的风格特点。

　　偏隅一方的君主造园

　　岭南园林发展历程中，曾出现两次皇家园林，是岭南造园的两次高峰，并对岭南地区后代园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偏隅一方的地方君主，在造园过程中既受到中原地区文化与造园思想的影响，更有突显立国之后地方成就的一面，特别是对传统造园技艺（力学、排水系统等）的发展。出于彰显财力的目的，极为重视当时稀有贵重材料的应用，突显精美绚烂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风格特色由此一直在岭南园林中传承发展下来，成为别具一格的岭南园林价值特色。从南越王宫到南汉宫苑，都非常注重对石头与花草植物的运用，花石传统、注重材料使用与装饰性特点对后代岭南园林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南越王宫苑

　　岭南园林的最早记录始于南越。秦末赵佗接替秦郡尉任嚣之职后，在番禺（今广州）建立了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历来被视为蛮荒的南越之地，至此时主流中原文化传入，其宫殿园林也受到当时权力中心中原文化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广州历史城区的核心地段北京路考古发现了南越国宫苑遗址。南越王宫苑考古遗址，呈现出我国秦汉时期园林的典型特征,也为岭南园林早期造园理念与技法水平提供了一手证据。在南越王宫苑遗址之中，“太液蓬莱”、“仙山楼阁”、“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澜”等后代常见的园林置景已经出现。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记载，南越王宫署的面积约为13公顷,以水池和水渠为主体的人工水系景观体现出早期庭园理水“萦行曲引”潺缓之态的观赏意趣，与后世园林池湖景观多有不同。而对池中石头的布置，形成“激水为波澜”的动态水景效果，与屈曲潺缓的水体与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增加水景意趣味。此外，沙洲的应用出现在宫苑遗址曲渠北面的转弯处，不仅产生岛的景观效果，也让水景产生沉淀平缓的意趣，曲渠与沙洲营造在宫苑之中营造出自然之美。

南越王宫苑遗址复原模型

广州南越王宫遗址

　　据遗址推测，南越王宫苑园林作为君主生活起居的御苑，游乐性质极强，“曲水流觞”正是其中重要的游乐方式。远离中原权利中心，使得岭南地方君主可以在自己的园林之中肆意发挥，此时岭南地区已经显现出当时园林营造的先进成就。考古出土中的石木结构基础，将一池用两列石板分成3间，在石板底部通过横向垫木以分散建筑的荷载，显示出先进的技术特点。地表排水系统已经非常相当完善，而此时已经非常注重各种建筑材料的应用以及园林小品的装饰，在宫殿与回廊上已经综合使用了大量石、木、陶等多种建筑材料，对石材雕凿技艺已经非常丰富多样，用于水池池壁与曲流石渠底的石板冰裂纹密缝铺地也是世界造园史的首例，“冰裂纹”铺地对东方造园传统有深刻的影响。

南越王宫苑水池用石头营造激水为波澜的水景效果

南越王宫苑石木结构基础

　　南汉宫苑

　　岭南地区第二次出现地方政权要到唐末五代十国阶段。公元917年，原唐代清海军、静海军节度使刘龑在番禺（今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历三世五主，凡五十五年，史称南汉。这位自称风流天子的君王在立国后，沿袭唐朝的政制，采取“辑睦四邻”的对外政策，形成一道坚实保护屏障，注重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国力一度强盛，为岭南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近半个世纪的平稳环境，也促使此时岭南园林的蓬勃发展。刘龑投以大量的钱财物力拓展王城，记载最多的是他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苑。宫苑之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仙湖药洲，它位于城西，由刘龑将城市水道扩展拓宽，开凿成五百多丈的大型湖区。这里湖水凝绿如染、绿树丛中亭台楼阁、离宫别殿隐现其中。湖中有一沙洲岛，栽植花药，奇石林立，是刘龑追求长生不老、炼制仙丹之地，故曰“药洲”，曾有诗云“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刘龑信鬼神方术，常常聚集方士炼丹于小岛。据说当时富民有罪可运奇石赎罪，奇石被置于仙湖之中，积年累月仙湖山石如林。仙湖中作洲渚水局，散理巨石，配成洲渚水型，烟水空灵，如梦似幻，仿若人间仙境。

药洲遗址现存八块九曜石

　　南汉时期皇家宫苑由南越皇宫内苑拓展至城中，园林与城市环境的关系更为紧密，南汉时期园林也继承了南越宫苑时期的几个园林要素：宫内殿下设水渠，如昭阳殿；重视大型水景，如西湖周围有五百余丈；水景喜欢设置沙洲岛并置石，如药洲为沙洲岛，岛上有九曜石；观景喜观花，红药炼丹、荔枝红云、素馨花田、桃花夹水多出现在此时园林之中。宫苑建筑上更体现出注重装饰的特点，大量贵重珍宝，如金银、水晶、琥珀、玉、云母都直接用在建筑构件上，也体现出当时装饰技艺也到了相当高超的造诣，如南薰殿的柱子都为通透刻镂，础石中空放置香炉可焚香，说明当时石雕技艺已经非常精湛。从南汉国宫殿和宫苑遗址出土的材料构件柱础、砖、瓦当、滴水、脊兽雕饰细节精美，釉色鲜艳，体现出精湛的技艺。后代对南汉造园的评价多认为其穷奢极欲、残暴敛财，但从岭南地区园林营造与传统造园技艺发展的角度，却极大推动了岭南园林发展与兴盛。

南汉宫苑遗址出土十六狮石柱础

　　谪居之地的文人造园：唐宋明时期的岭南园林

　　南越、南汉两个昙花一现的皇家园林对岭南园林的影响深远，形成了岭南园林兼容并包、注重装饰的风格特色。此后，一直延续发展的岭南园林均不具有皇家性质，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地方民间色彩。唐代之后，从自然山水风景名胜区、到城市中的风景名胜区，虽时有官治，但多属地方民办促成。如惠州西湖，起于水利，着眼于灌溉育渔，其园林修建的缘由起于造福民间，实行“免民钱、利归民”的政策。由于这种实用的功能需求，这类风景名胜区非常简朴，“非层楼杰阁”,“制度简朴”,“结构之材不贵”,不以华丽夺人，以素构取法。同时注重因地宜，“为高必用丘陵”。而这种实用务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态度也一直在岭南地区传承下来。

　　唐代

　　唐代时期，粤中等地对外交通已经十分发达，地区经济与文化都长足发展。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原流放与贬谪文人对岭南园林文化格调的影响，贬自内地的高官不乏才华横溢之士，将中原地区的文人文化传播此地，对岭南园林文化格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唐代张昭远所建的“郎官湖”,后称“谪官湖”；唐代韩愈，36岁被贬到清远阳山县任县令（阳山令），52岁时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任时对岭南文化与城市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唐代广东地区的造园更加丰富，如《广东通志》记载广州荔湾地区的荔园，因种植大量荔枝而成名，还有张九龄筑于“始兴郡南山下”的园圃、连州燕喜亭、清远韦氏园、新兴县之新州十仙园等。

　　宋代

　　宋代时期，中国园林发展已经进入典型化与艺术化的阶段，高度集中园林特色，使用象征手法，园林空间得到最大的应用，以小见大的园林意趣、注重艺术造境使当时的造园更为秀丽、精巧并富于变化。宋时，中原文人寓居于岭南地区，也将中原的造园意趣带到岭南。理学始祖周敦颐曾因出任广州提刑和转运使，寓居于广州药洲，后来人们在药洲湖畔建濂溪书院、光霁亭等建筑来弘扬他的功绩。最为著名的是爱石成癖的大书画家米芾，他在广州任职时也曾在药洲赋诗提名，药洲九曜石由此扬名。文人影响更增加岭南园林的文化内涵。此时岭南的官署园林和隐士园林发展较为突出，对花石取胜的传统有所发展。如北宋的惠州园林李氏山园，为李纯思的私家花园。苏轼离开惠州时，亲自手书《惠州李氏潜珍阁铭》赠与园主，形容此园“蔚鹅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饮江之鳌鼋，发飞檐与铁柱，插清江之渊沦。”李氏山园中显示出岭南园林受到当时赏石之风的影响，尽显花石传统与因地制宜的园林特色。吴复古当时已年过花甲，自北海（今渤海）至南海运石，两地相距有千里之遥，这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其艰辛跋涉可想而知。此举令人敬佩而成美谈，得到苏轼的由衷赞叹，于元祐八年（1093年）详尽地追记此事，撰写了《北海十二石记》，又名《岁寒堂十二石记》，曰“近世好事能置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这篇文章也反映出当时岭南地区对石的偏好。明代收藏家林有麟的著作《素园石谱》中，曾收录了《北海十二石记》以及石头图形。

《素园石谱》中收录的北海十二石

　　文人活动为岭南园林增添了文化内涵，恰此时岭南诗派也随之发展，诗画意境加深了园林意趣。同时，岭南园林更具有公共园林的属性，即使是药洲一类的皇家宫苑也对市民公众开放，既成为文人雅士诗酒酬唱之所，更为普通民众提供日常休闲活动的风光景致。这种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也多为后代岭南园林所继承，花石传统也因文人意趣而更为凸显。

　　明代

　　这种文人雅趣发展至明代，以南园诗社最为著名。范端昂《粤中见闻》中记载：“明初孙蕡、黄哲、王佐、赵介、李德五先生结为诗社，唱和其中，振起岭南风雅。”“南园五先生”结社之地正是广州南园抗风轩。从南园诗社的诗中可知，这是一座果木成荫、空间通透开敞、“垂杨列曲渚”、别具特色的岭南园林。南园在明代嘉靖时期荒废，后有“南园后五先生”决定恢复修园，檀萃曾在《楚庭稗珠录》中记载“牡丹状元”番禺黎遂球的故事，其扬名吴越之地，起于扬州影园，赞誉南归迎于南园。在岭南文人心中，岭南园林成为岭南地域文化传承与彰显本土文人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

　　门户之地的商贾造园：清代行商园林

　　园林成为岭南本土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到清代行商园林达到巅峰。自秦以来，岭南以广州为中心有1800多年海上贸易的历史，以入贡之名开展对外贸易，是当时朝廷贸易的主要形式。“朝贡贸易”的中央管理始于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主管外交、贸易和税收。广州在明代设“怀远驿”，设立房间接待外来商人，夷馆之说自此开始。明代嘉靖年间闭关锁国，但广州对外贸易从没有停止。清代康熙年间，外商的船只只能进入珠江通商，随着对外贸易增多，外商以贸易之名租赁民房或投居当地行栈，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公行制度”，由官府选定有资格的中国商人担任“行商”（HongMechants），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的中介。行商拥有极大的权利，享有承销外洋进口货物和内地出口货物的独占权。这种垄断的公行贸易制度，也因此滋养了一批拥有巨大财富的行商及买办群体。

　　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

　　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三行首设商馆，各国陆续开设商馆，成为该国对华贸易外交的综合机构。

　　1757年，乾隆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处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规定外国商船“只许下锚于黄埔”。

　　1784年，美国派出“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历时188天，由此开辟了北美洲航线。

　　1805年，俄罗斯的“希望号”、“涅瓦号”首航广州开辟了俄罗斯航线。瑞典著名的“哥德堡号”也曾先后3次远航广州。

　　新航线的开辟，来到广州的外国商船形成了“夷舟蚁泊”的奇观。此时岭南地区以广州为核心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门户之地。清政府通过行商直接管理对外贸易、征缴税款，隔离外国商人与中国民众接触。中国官方的“恐夷”心态却丝毫没有影响经济务实的广州进行对外贸易。为加强海外贸易并承载官方的外交职责，岭南地区以广州为代表的门户之地商贾造园已经不仅是休闲享乐的私家之地，更承载了外交、贸易的社交功能，是当时除十三行之外国家层面最为重要的生活与交际空间。

　　以广州为例，行商园林在广州城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区：丽泉行潘家在西关荔湾的潘园与海山仙馆、河南海幢寺（今广州市海珠区）、怡和洋行伍家花园以及芳村花地园林，都成为外国商人经常游乐的场所，河南伍家花园甚至一度成为英国访华使团的驻扎地。在广州西关地区，行商世家在荔湾岸畔购置宅园，集中出了“岭南园林之冠”海山仙馆和以小画舫斋为代表的私家宅园。盛时沿荔湾涌还有张氏听松园、邓氏杏林庄、李氏景苏园、叶氏小田园等大小名园。如海山仙馆是荔湾地区著名的大型水景园，一池广约百亩，池水直通珠江，冬天依然水波浩荡。《番禺县续志》中记载：“海山仙馆，池广园宽，红渠万柄，风廊烟溆，迤逦十余里，为岭南园林之冠。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弥，足以泛舟。”在离大殿十数步外湖中还有戏台。海山仙馆后收为官有之后曾分割为“彭园”及“荔香园”。

海山仙馆

潘家花园

　　伍氏家族经营十三行的怡和洋行，是十三行首富，又曾是十三行总商。伍氏家族与清政府官员与外商的关系密切。伍氏花园的重要性在当时甚至成了清政府地方大员接待外宾的迎宾馆。1793年12月，英国使团马嘎尔尼来华到广州时，两广总督长麟在河南海幢寺为其洗尘，并安排使团在寺西侧的伍家花园下榻。伍家花园中结合中西生活需要，有些房间还布置成英国式样，有玻璃窗和壁炉，玻璃也是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西洋材料，充分显示主人的地位与财力。园中的高台可望见广州全城及江边景色，可想而知当年伍家花园占据了广州城中最佳的自然山水位置。

　　河南海幢寺，以前被称为“河南庙”。清廷规定外国人不得离开行馆。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应英国要求，准许每月初三、十八两天，保准申请后可到海幢寺和陈家花园游览，但必须在日落时归馆，不得过夜。后增加到三天，每次只能有十名外商出游，并要求在本地官员和通事陪同，渡船到海幢寺和花地放风，但也必须在日落前回馆，不准饮酒滋事，不准在外住宿等。鉴于当时情况，河南海幢寺成为广州最早对外商开放的公园。威廉·亨特在《旧中国游记》中记录：“到商馆对岸河南的大庙一游，总是很有意思的。这座庙宇是华南各省中最大最漂亮的寺庙之一。……一系列大而漂亮的殿堂或独立的庙宇，都建造在石砌的平台上，殿前有宽阔的花岗岩石阶，周围是低矮的石头护栏，由花岗岩的石柱分开，石柱撑持着上面的屋顶。建筑物的各种色彩、挂在里里外外柱子上的金字条幅，构成一种欢快的美妙气氛。”河南庙以树木闻名，但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候被毁掉。

河南庙

海幢寺旁西侧的伍氏花园十九世纪中叶水彩画

　　小结

　　从行商园林的发展历程与造园特色来看，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地区从曾经偏隅一方的地方政权，到唐宋时期的谪居流放之地，发展至清代显然已在经济与权力地位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曾经在国家版块之中位于政权边缘地带的岭南地区一举成为国家经济、外交的前沿门户，这种地缘权力中心的转变对岭南园林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特色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因广州处于一口通商的门户之地，对外贸易加强，使得岭南地区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国外最新的建筑材料，也开创了国内传统园林形式与建筑新材料结合运用的先河。彩色玻璃、铁艺、钢筋、水泥等新型建筑材料开始在岭南园林中使用，有外商记载行商园林中有玻璃造就的亭榭。当时，远在政权中心的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中使用的大尺寸玻璃，都要从广州粤海关进贡或采买而来。

当时部分私家园林使用的新型建筑材料

　　其二，由于新材料的使用，岭南本地工匠结合本土特色将中外风格融会贯通，使岭南园林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旧中国杂记》中曾经记载了“海山仙馆”当时的气派奢华，从建筑形式到园林装饰充分体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园中30多组建筑物用走廊连接，走廊有大理石的圆柱和铺设地面，特别注重室内生活的气派，装有高大的镜子，家具使用日本油漆，房间用天鹅绒或丝质地毯布置，墙壁上有通花纹样，并有精致的宝石吊灯。与圆明园中西式园林建筑形式以复刻西洋建筑的猎奇意趣不同，岭南园林中的西洋元素由岭南本地匠人结合本土园林风格，运用新材料融会贯通，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设计出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建筑形式。有人说岭南园林“怪”，所谓“怪”正是冲破樊篱、不拘形式皆为我所用的创新特质，这也体现出岭南地域独特的园林特色与魅力。

　　其三，清代行商园林时期，岭南园林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唱酬宾客之所，甚至成为国事外交的重要场合。岭南园林中的日常社交公共功能以及务实入世的特点是岭南园林区别于北方园林与江南园林最为重要的特征。这种园林中的社交性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茶楼酒家园林，“饮茶倾计”最常在园林中发生。“哪怕不具备真正的园林，岭南地区的餐馆酒肆都爱冠以‘园’为名，园林意趣以文字意象的抽象形式与当代都市的公共生活紧密相连”。

　　其四，岭南地区以广州为代表，自清代行商时期直到近代一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前沿门户之地，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启动之地，敢为人先的精神传统一路传承至今日。在这种历史地位的转变之中，岭南文化对本土价值的彰显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求，也在行商园林之中显示得最为强烈，表现为材料运用与装饰表现，这种彰显不仅是岭南商人权力、地位与财富身份的象征，更有彰显国家实力、树立民族自尊与自信的表达。

　　改革先行之地的设计师造园：内融传统的岭南现代园林建筑

　　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至近现代之后一直体现于岭南园林的传承探索与实践之中。岭南建筑学派的前辈设计师率先进行将岭南传统园林庭院空间与现代公共建筑结合的探索尝试，开创了岭南园林形式与现代建筑结合的岭南新建筑特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核心城市，由莫伯治、郑祖良、吴泽椿等为代表的建筑园林学者专家与设计师，从岭南园林遗产之中汲取养分，设计建设了如兰圃、北园酒家、泮溪酒家、南园酒家、文化公园“园中院”等一系列体现岭南园林地域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带动了园林新时期发展的热潮。

芳华园

　　除了园林形式与风格特色内融传统、开创先河，在造园技艺方面也追求技术创新求变，此时岭南园林创造了许多园林施工的新技艺，如全国首创的人工塑石、塑竹、塑木；将园林绿化的自然美渗入建筑空间，如友谊剧院内庭、东方宾馆内庭院等。由郑祖良先生主持设计的广州文化公园“园中院”一度成为岭南园林创新实践的典范。“园中院”在仅仅四千多平方米内，集中汇聚岭南建筑、绿化、雕塑、美术、传统技艺、室内装饰、书法和家具等各领域的大师作品，成为岭南园林精华汇聚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依然是岭南园林当代传承的经典之作，北园、泮溪、南园酒家仍为广大市民青睐，外地游客更将其作为岭南传统文化特色体验的必经之地。

　　岭南园林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

　　岭南园林是随着时代发展始终处于活态变化之中的地域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风格特色与形式表现，并贯穿岭南园林发展成为一脉相承的岭南园林文化传统，为岭南园林遗产价值的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文脉基础。

　　日常生活与社交需求体现岭南园林的务实精神

　　岭南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园林虽由不同主体（君主、文人、商贾、设计师）进行园林营造，但都体现出岭南园林区别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最为独特的地域特色，即以日常生活为内容，注重园林的生活性与社交功能，用“市井气”、生活味儿来评价岭南园林并不为过。刘管平曾这样比较中国三大园林流派：“如果北方园林、江南园林的经典是‘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那么能否将岭南园林的代表归结为‘市民园林’呢？‘市民园林’并不是‘流俗’之园，带有大众性与时代性。”岭南园林的日常生活性与社交性以满足人的生活需求为目标，体现出岭南园林的务实特点，这也正是岭南园林所代表的岭南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

　　多种装饰技艺体现岭南园林繁复绚烂的风格特色

　　从南越王宫苑遗址中出土的建筑装饰材料、“冰裂纹”铺地等装饰运用，到文献记载中极尽奢华装饰的南汉王朝御苑宫殿，发展到清代行商园林以及清末私家宅园中喜用多种岭南传统装饰技艺汇聚园林之中，并大胆运用新建筑材料与传统园林形式相融合，体现出岭南地区繁复绚烂的审美取向。这种丰富的岭南园林风格特色重视传统装饰技艺的运用，也使得岭南园林与江南清雅简逸的文人园林风格特色相比更为繁复绚烂，与北方气势恢弘的皇家园林相比更显民间世俗，是岭南园林独具一格的风格特色体现。

陈家祠陶塑与灰塑

余荫山房灰塑装饰

　　注重造园技艺与材质表现体现岭南园林的丰富多样性特点

　　从南越王宫苑时期，岭南园林已经非常注重发挥材质特性，并不断发展造园技艺。从水石景的营造、排水系统的发展以及对石材雕凿技艺的运用在从出土文物来看，技艺已经非常高超，用于水池池壁与曲流石渠底的石板冰裂纹密缝铺地都是世界造园史的首例。南汉时期，造园技艺继续发展，如文献记载中南薰殿石柱都为通透刻镂，石础中空放置香炉可焚香，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水平。从南汉国宫苑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材料构件精美，可见当时技艺水平之高超。清代行商园林率先使用西方新建筑材料，融合中西方园林建筑形式独创岭南园林特色建筑，这种不拘古今中外敢为人先的探索尝试，到近现代达到高峰。现代岭南造园开创先河，勇于打破园林与建筑空间的界限，探索传统园林形式与现代建筑形式的融合，在造园技艺方面也创新发展塑石、塑竹、塑木等新技艺。这种不拘形式、敢于探索尝试的技艺与材质表现始终体现岭南敢为人先的地域文化精神。（参见表2-2）

　　总体来说，从岭南园林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征与地域特色来看，岭南园林基于日常生活与社交需求，形成了一以贯之的风格特色，突出表现注重传统造园技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汇集表达，也由此形成岭南园林的遗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