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山,仁者乐水”,“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山水之乐,古代作为天之骄子,坐倨江山的帝王当然也想将水秀山奇尽收囊中,于是便有了集仿各地名川丽景的皇家园林。
历代帝王都在京城周围设置若干苑囿供其进行各种活动,如起居、骑射(畋猎)、观奇、宴游、祭祀以及召见大臣、举行朝会等等。这些苑囿的规模都很大,园内设有许多离宫及其他各种设施,因此它的性质不单是一个游息的场所,而是具有多种用途的综合体,从西汉的上林苑到清代的圆明园、颐和园,莫不如此。
在明代帝苑不发达,这可能与朱元璋的“祖训”有关。朱元璋规定“凡诸王宫室,并不许有离宫别殿及台榭游玩去处”(《大明会典》)。他在南京也未建花园。永乐时明成祖朱棣以元太液池为西苑,纯属旧园利用,并无任何兴作。他还以此告诫其孙朱瞻基(宣宗),要以元代的奢靡为戒。那时的北京东苑、南苑还只是供骑射、狩猎用的射圃。宣德以后渐有兴作,到嘉靖而达于极盛。但是总的说来,明朝的帝苑比之唐宋,其数量与规模可说是微不足道。
入清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清帝苑囿之盛可使汉上林苑、唐御苑、宋艮岳都相形见绌。自从康熙平定国内反抗,政局较为稳定之后,就开始建造离宫苑园,从北京香山行宫、静明园、畅春园到承德避暑山庄,工程迭起。宗室贵戚也多“赐园”的兴作。
乾隆是清代园林兴作的极盛期,醉心游乐的弘历曾6次巡游江南,并将各地名园胜景仿制于北京和承德避暑山庄,又在圆明园东侧建长春、绮春两园,其中长春园还有一区欧洲式园林,内有巴洛克式宫殿、喷泉和规则式植物布置。又结合改造瓮山前湖成为城市供水的蓄水库,建造了一座大型园林——清漪园(光绪间改名为颐和园)。从而在北京西北郊形成了以玉泉、万泉两水系所经各园为主体的苑园区。
清代帝苑的内涵一般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和朝见的宫室;另一部分是供游乐的园林。宫室部分占据前面的位置,以便交通与使用,园林部分处于后侧,犹如后园,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等大体都作如此布置。皇帝每年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住在苑中,只有冬季祭祀和岁首举行重大典礼的一段时间才回到城内宫中,苑囿实际上成了清帝主要居住场所,从康熙至咸丰,除乾隆外,其他几个皇帝都死于苑中,所以清代苑囿的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明代。
清代苑囿理景的指导思想是集仿各地名园胜迹于园中。根据各园的地形特点,把全园划分若干景区,每区再布置各种不同趣味的风景点和园中园,如静明园有32景,避暑山庄有康熙时的36景和乾隆时的36景,圆明园有40景,每景都有点景的题名。实际上,这种方法采自西湖10景等江南名胜风景区的理景办法。所以祖国各地,尤其是江南一带的优美风景,是清苑囿造景的创作源泉。
帝王苑囿由于其政治和生活上的要求而产生特定的建筑布局与形式,和一般宫廷建筑不同。宫廷建筑极其严肃隆重:轴线对称,崇台峻宇,琉璃彩画,高脊重吻。苑囿建筑除了朝会用的那一部分外,其他多较活泼,随宜布置,使人有亲切轻松感,建筑式样变化多,与地形结合紧密。建筑体量比较小巧,屋面以灰瓦卷棚顶为多,常不用斗拱,装修简洁轻巧,或不用彩画,也较素雅。
但和官僚地主的私家园林相比,则皇家园林又显得堂皇而壮丽,大构件比例基本是官式做法,常有庙宇布置在苑中,成为重要的风景点或构图中心,如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等都有若干庙宇,体量与尺度都很高大。
在苑囿中也运用我国传统的叠石手法,但园林面积很大,不可能依靠石山来作园中主要景物,只能是在一些园中之园的小范围中,而在大范围内,主要还是依靠堆土来形成山丘润壑的地形起伏,再适当与真山相结合的办法。这一点也是与私家园林不同的。
至于花木配植,也因园林规模大而多作群植或成林布置,不同于私家园林的以单株欣赏为主。由于苑囿规模大,又根据自然山水改造而成,因此各园都巧于利用地形,因地制宜,形成各自的特色,如圆明园利用西山泉水造成许多水景;颐和园以万寿山和昆明湖相映形成主景;避暑山庄以山林景色见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