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中两种流行的错误思维倾向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县乡两级地方基层干部借国家强调粮食安全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诸如“坚持‘以粮为纲’的农业方针”“进城打工，误人子孙”“有粮无钱享福，有钱无粮遭罪”等，甚至将这些口号涂写在墙壁上和田埂上。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错误的认知和行为都需要加以警惕与反思。为此，我们基于历史来分析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农村的关系，以期纠正散见于地方基层干部中的认知误区与错误思维倾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落地实施。

　　当前两种流行的错误思维倾向

　　当前一些地方存在两种思维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一种是浪漫的田园牧歌式情怀。不顾历史早已迈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现实，仍然沉浸在传统乡土社会形态的价值观之中。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总觉得过去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及那种牧牛悠悠、渔舟唱晚的农村生活，才是人类最自然、最和谐、最美好的社会形态。这种思维有着浓厚“乡愁”情绪的外包装，流露出来的却主要是封建时代乡土社会形态的理想色彩。另一种是似是而非的逆城市化暇想。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愿接受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不想赞同农业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承认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是农民群体追求幸福生活的时代特征。只是固执地认为导致今日农业农村工作困难重重，而且始终难以有效突破的“罪魁祸首”，就是迅猛发展带来的“孤军深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两种思维倾向虽有不同的内涵与诉求，但实质上是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彼此支撑的一个逻辑整体，代表着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对立，对当前正在贯彻落实的乡村振兴战略产生了明显的干扰和冲击。为了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正确引导乡村振兴，我们需要努力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贯彻执行中的错误。

　　正确认识工业化与农业农村的关系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曾对“工业化”一词下过定义：制造业领域“—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工业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关系，推广应用了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模式，最后发展壮大成为一种完全处于支配地位而覆盖整个社会的生产函数或生产方式。这说明国家是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阶段。《共产党宣言》中曾对工业化作过明确阐述：由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使得工业社会的主导者和统治者——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它还创立了巨大的城市社会，让城市人口在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中迅速增长。工业化进程中的活力大解放、经济大发展、文明大飞跃，充分证明了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必然趋势，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客观结果。

　　因此，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便开始走下坡路，优势渐失、辉煌不再。以农业强国的美国为例，农业收入所占比例从1829年的35%降到1929年的13%；农业工作人口所占比例从1830年的71%降到1930年的23%。到195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再减少到12%。1970年，全美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1%。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之中，以土豪乡绅为主体的社会资本无法继续在农业农村生存与发展，纷纷转向城市工商业和金融领域，广大农民群众也将耕地撂荒，成群结队涌向周边城镇去寻找新的活路，导致农村社会不断凋零衰败。

　　就像鲁迅笔下描绘的那样：“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为了避免小农经济这一国之根基坠入解体“破产”的深渊，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实业家，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农业、教育农民、改造农村的伟大实践，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虽然运动的失败往往归因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但面对波涛汹涌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无视传统农业社会衰败没落的客观必然性，恐怕任何“振兴”的努力都很难奏效。

　　科学把握城市化与农业农村的关系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在工业社会之前，城市的兴起基本上对“三农”没有很大的排斥性，大部分时间里，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呈双向性流通。工业革命之后，新领域、新经济、新业态与新模式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极大推进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而城市的新兴与昌盛又反过来推动着工商业朝着更高更新更优层面的转型升级。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相互融入深化，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人口和财富都在加速向城市集中，世界各地的城市数量呈几何倍数急剧增加。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民借助翻身解放的机遇，开始向附近城市大规模转移。1949—1953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净增了2016万。但这个汹涌澎湃的进城浪潮很快被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颁发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紧急遏阻。1958年，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出现新高潮，大批青壮年农民在国家统一调度下进入城市。不久，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1961—1963年间，国家将“大跃进”时期从农村选调进城的2500万城市居民和1833万原本属于城里人的公有制单位职工“精简下放”到农村。所以，直到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1985年后，国家觉得传统的封堵已经无济于事，加之城市化建设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与主战场，于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进，先后有6.4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201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迅猛、壮观。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那种“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分崩离析，“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更具魅力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方式颠覆。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空心化、衰败化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是世界农业强国，但与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一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有大幅减少。就绝对量而言，1940年的农业劳动者只有1870年的56.6%。就相对量而言，农业劳动者在全体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从1870年的47.3%，减到1940年的17.5%。日本目前与农业相关人口尚不足400万，其中老龄人口近200万，占到了50%左右。韩国2014年的务农人口数量仅为1970年的19%，农村老龄化率也达到了空前的39.1%。同时，韩国全职农业经营户占总农户数比例亦从1981年的82.1%下降到2010年的53.3%。据统计，2000年中国尚存360万个自然村，到了2010年，已有90万个自然村在中国版图上“消失”。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在“消失”，其中还包含了众多几百上千年的古村落。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给予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