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石窟寺，国内仅存的“帝后礼佛图”

　　河南巩义石窟寺，静静地坐落在大力山下一个小村里。这村位于巩义市东北9公里处，山光水色，秀丽多姿，古有“溪雾岩云之幽栖胜地”的赞誉。

　　石窟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93—499年)，原名希玄寺。唐代，这里称净土寺，清代改名石窟寺至今。寺中唐刻北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中记载：“待孝文帝发迹金山，途遥玉塞，弯柘弧而望月，控骥马以追风，电转伊涯，云飞巩洛，爰止斯地，创建伽蓝。”北魏宣武帝时，令工匠造窟刻佛，以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各代相继凿窟造像，形成巍然壮观的石窟群。石窟坐北向南，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摩崖造像龛328个，碑刻题记186篇，佛像7743尊。

　　我注意到，石窟寺始于北魏，这一点没什么争议。不过，具体是何年所建，却说法不一。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孝文帝时期建寺，宣武帝时期凿窟；还有说寺庙和石窟均始于宣武帝景明年间（公元500-503），第一窟是宣武帝所建，凿于公元517年，第二窟是胡太后所造，凿于公元523年；第三种说法，在巩义市导游群中颇为盛行，他们坚定地认为“龙门石窟是照俺们这个刻的”——巩义石窟寺比龙门石窟早10年！因为，这里有一个与奉先寺结构相似的佛龛。

　　三种说法中，第三种最缺乏依据。但是，民间传说的力量是巨大的，往往在口口相传中，弄得真假莫辨。实际上，北魏早在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公元493年），就已经在龙门西山凿窟造像，这比石窟寺第一窟要早14年。至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与石窟寺的小佛龛究竟谁先谁后，确实难以考证。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敕命的国家重点工程，其营造年代有明确记载。石窟寺虽然北魏佛像居多，五代和隋唐的雕刻也不少。据称是卢舍那大佛原型的那个小佛龛，风格与造型虽然明显是唐代的，但雕刻年代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

　　不过，这种说法却反映出巩义市导游群体对这座石窟宝库的热爱。石窟寺的工作人员相当负责，石窟内不允许拍照，人家真正做到了严防死守。看管第一窟的是位老先生，我跟他商量能否不开闪光灯拍一张“帝后礼佛图”，老先生说绝对不行！还招呼来一位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跟着这老师，别让她照！——至今，这句地道的河南话，时常在我耳边回响，每次都不得不肃然起敬一下。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是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非常听话地一路跟着我，我只好向她出示了工作证：放心去忙吧！咱们都是文物工作者，我一定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绝对不在石窟内拍照！小姑娘这才转身离去。

　　“帝后礼佛图”位于第一窟与第四窟中。第一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分皇帝和皇后两批人员，各占三个版面。

　　左侧描绘的是皇帝礼佛的场景，图中孝文帝头戴“冕旒”，身穿“衮服（龙袍）”，在诸王、大臣及手持伞盖、羽葆（帝王仪仗中以鸟羽联缀为饰的华盖）、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下，缓缓行进。画面中仪态雍雅的贵族和身体矮小的待从形成了尊卑鲜明的对照。

　　右侧再现的是皇后礼佛的盛况，文昭皇后头戴莲冠，身披霞帔，一手拈香，后随两名贵妇，在众宫女的簇拥下迎风徐行。

　　仪仗队中，有的为帝后携提衣裙，有的执扇撑伞，有的手捧祭器，浩浩荡荡地簇拥帝后进香礼佛，表现了皇室宗教活动的盛大场面。构图简练生动，刻工细腻。

　　众所周知，龙门石窟也刻有“帝后礼佛图”【宾阳中洞石雕《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这两者合称为《帝后礼佛图》】。但是，这一稀世珍品1935年被美国人盗走，现“皇帝礼佛图”陈列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皇后礼佛图”，陈列于堪萨斯纳尔逊艺术馆。巩义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成为国内石窟内仅存的孤品。

　　北魏崇尚佛教，佛教是北魏执政的理论武装。北魏的统治阶级宣称拜皇帝就是拜佛祖。佛教界也顺势而为，一改过去“沙门不礼俗”的陈规陋习，将皇帝置于与佛祖同等的地位，引导信众要像礼拜佛祖一样膜拜皇帝，认命今生，苦修来世，服从命运的安排。这与北魏统治阶层“制民先制心”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因此，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北魏石窟艺术的繁荣。

　　提及北魏时期的石窟，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云冈、龙门、麦积山，往往忽视了巩义石窟寺。它规模虽然很小，但雕刻内容非常丰富，雕刻技艺非常精湛，在艺术成就上完全可以与云冈、龙门两大石窟平分秋色。可以说，云冈、龙门、石窟寺都是当时国家领导人主抓的重点工程，是北魏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物化体现。以时间先后为序，始于大同云冈，辉煌于洛阳龙门（宾阳洞），终结于巩义石窟寺。三个石窟，年代蝉连，一脉相承。

　　与龙门相比，石窟寺的雕凿风格简约质朴，刀法粗放洗炼，形象造型高度概括。如果说龙门的雕刻是工笔，那么石窟寺的雕刻则是写意。石窟寺的摩崖主佛头像，双目只是随意地雕出一个圆形弧球，再勾勒出一条浅浅的上下眼睑，毫无进一步的细部雕琢，眉棱骨与鼻两侧的轮廓线连成一体，配以两角微微上翘的口唇，立即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含蓄生动。重叠的衣褶显然运用了平直刀刻法，干净利落。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鬼斧神工。

　　纵观石窟寺整个雕刻，人物雕像面貌方圆，神态安详，已经没有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点，衣纹雕刻也趋于简洁，往往只是寥寥数刀便栩栩如生。可以说石窟寺雕刻既保留着浓重的北魏印记，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艺术萌芽，形成了由北朝向唐代过渡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