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耕文明的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

　　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悠久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我们的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神农文化深植于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的农本思想一脉相承。神农文化是一种多元、互动的传承模式，它的传承形态包括物化形态、民俗形态、语言形态，分别对应于密集古朴的风物古迹、生生不息的民俗传统、生动感人的口头传说。

　　农耕文明是我们的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神农文化深植于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的农本思想一脉相承。神农文化是一张农耕文明发展的晴雨表，农耕文明的发展阶段，可从神农传说文化中得到反映，二者在某种条件下依存共生。近年来，国家先后实行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都为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农耕文明的传承搭建了良好平台。

　　农耕文明传承中的历史基因

　　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悠久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的内部，包蕴着知识、道德、习俗等文化，它们自成体系，维护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有序运行。毫无疑问，农耕文明是继狩猎、游牧时代之后的又一重要阶段，时间跨度最长，内涵组成最充实，从一个侧面塑造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

　　在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乃至信息时代的今天，要振兴乡村文化就应下大气力传承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农耕社会的背景下，民众集体创造了神农文化，并使这种文化适应不同的社会阶段，转化出各种新的形态，从而推动农耕文明的传承和传播。事实上，神农文化以农业本身为出发点，立足于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意在满足农业生产和民众精神的双重需要，对民众的深耕细作和日常生活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作为农业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神农文化曾在传统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耕文明视野下的神农文化

　　神农是我国农耕文明社会的杰出代表。综观古代典籍记载，神农的主要事迹包括：植嘉禾、尝百草、作耒耜、正节气、发明集市、削桐为琴，这些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在上古时代却是很难完成的突破。应该说，无论是神农创制的生产工具，还是发明的种植技术、医药礼乐文化，都是一次次创新的结果。在农耕文化发展过程中，神农所掀起的农业革命，变革了饮食、劳作以及商贸模式，极大地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提升了先民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创了农耕文明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农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所处的时代，更是后世赋予并累加的结果。先秦典籍《孟子》《尸子》就提到，神农教民耕种，掌握四时之制，使天下获利。

　　在农耕文明的视野下，神农文化所具有的历史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呢？从自然生态环境角度看，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中游，表里山河，境内分布着太行山、太岳山、汾河、沁河，这些都为早期文明的孕育提供了理想的“孵化场”。晋东南下川遗址、晋南荆村遗址等史前考古也表明，山西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粟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如果说优良的自然地理生态，是神农文化产生的基础，那么神农文化的地域生成，则得益于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以及山西本土的文化坚守。

　　在《汉书》《帝王世纪》的记载中，上古的神话人物，从伏羲女娲到炎帝神农氏的谱系脉络清晰，历经十五代，神农炎帝对应的时段至少在五千年以上，之后的黄帝、尧、舜时代承前启后，直至夏商周。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五千年文明，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包括神农文化在内的中华上古文明已经成熟，并形成了基本的文化系统。

　　在中华文明成熟的过程中，神农文化找到适当的地域，落地生根。山西以史志书写的方式，担当起传承神农文化的使命。在晋东南长子、高平、壶关、潞城，晋南隰县等的府志、县志、碑书中，将神农文化的羊头山、谒戾山、发鸠山、姜水、沁水、神农城、神农泉、谷城等具体化、实物化，再对这些山、水、遗迹予以解读，通常的释义是神农得嘉谷之处、尝五谷之所、埋葬炎帝的陵庙。这样，神农文化在当地得到确立和传播。

　　神农文化的传承与农耕文明

　　神农文化成长于农耕文明的沃土中，在晋东南的高平，神农文化至今依然活跃，它在规范地方文化秩序的同时，展示了农耕文明的丰富遗存，堪称中国农耕文明的当代华彩形态。

　　神农文化是一种多元、互动的传承模式，它的传承形态包括物化形态、民俗形态、语言形态，分别对应于密集古朴的风物古迹、生生不息的民俗传统、生动感人的口头传说。这三种形态既独立又互为旁证、相互作用，完整地呈现了神农文化的不同层面，构建起神农文化的谱系和立体图景。

　　物化形态是神农文化确立的基础。通过现代考古发掘，在高平的羊头山神农城遗址，发现了古代陶片、瓦砾以及人工石砌围墙、古旧步道等遗存，经学者认定，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对应于神农炎帝时代。也就是说，在神农炎帝时代，高平的先民已经能够依山而居、择址建房，从居无定所转为定居生活，这给发展农业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以羊头山为中心的高平地域农业发展，神农文化的精神需求随之产生，直接表现为建庙宇、立碑刻。这些以物质载体存在的文化传承空间，为历代传承、传播神农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

　　民俗形态为神农文化传承注入活力。当文化不再停留于精神层面，而是变成人们在生活中的精彩实践和一场场的动态展演，民俗便形成了。民俗是一种华彩的生活形态。对于神农这位有功于民的农业祖先，民众极尽崇祀之礼，自古迄今，从未停止。各种岁时节令，人们都不忘祭祀神农炎帝；人生礼仪中的面羊馒头或谷穗这些五谷制品或五谷，同样传承着神农文化。

　　语言形态的传承能够对接前两种形态，同样证明了神农文化的独特价值。当我们查阅古籍和地方史志时，会发现不少神农文化与高平羊头山的记述，如神农城、神农井、谷关、炎帝陵都与神农五谷有关。这些神话传说与历史叙事，并不是某个文人个人的想象，而是对于那一时代具有共识的神话传说与历史叙事的整理。此外，山西民间仍在讲述神农传说，这种活形态的口头语言是地方民众的集体创造，也是神农文化的重要传承形态，诉说着神农文化的悠远历史，彰显了农耕文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