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文化——灵台与灵沼园林意境

　　人所周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园林，是周文王时所建造的灵围。灵圈内筑有冠台写灵沼:“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曰‘灵招”(《无子.梁惠王上》)。

　　关于灵台，《诗经.大雅.灵台》记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民攻之，不日成之。”《夏氏春秋.仲夏纪》日:“积土四方而高日台。”其体量想必很大。商封筑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新序.刺奢》)。设想周文王所筑灵台的规模，也不会比它小。唐初李泰《扩地志》记载:“辟雍、灵沼，今悉无复去，惟灵台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也。”周初至此已近2000年，由此可以推断出灵台初建时规模之大。

　　为什么要化巨大的人力去堆筑高大的灵台呢?“高山仰之，景景行止”(《诗经.小雅.车辖》),高台就是高山的缩影，筑高台是古人对山岳崇拜的一种体现。而山乃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于是就有许多‘‘天作高山”之说，或直接视作天神的躯体，于是就有“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之说(任昉《述异记》)。因为山具有神性，并且是地面与天上最接近的地方，只有通过山，尘世才可与天国取得联系:“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淮南子，地形训》)。

　　从“登之不死”到“登之乃灵”再到“登之乃神”，每上升一级，境界迥然不同，却都要以高度“上倍之”作为代价。周文王将所作的高台冠之以“灵”，亦即此原因。因为自己赋有神性，世间的统治者只有建高台而登之，才可以亲承神的目意。当时最高统治者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作高台:“帝尧台、帝著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山海经.海内北经》)。从这条记教看，周文王建灵台，显然并非是他的独创，不过是继承了其前代各统治者的传统而已。

　　上古时台的功用决定了它的艺术风格，王毅在《园林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不论是对山岳的模仿或是象征神授的权力，它的基本美学要求都只能是回立孤直，峻睑巍峨，只能是一种以表现强烈体积感和力量感为特点的‘团块美’，而不可能是以后中国古代建筑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结构美’。

　　台的轮廓也只能是由简单而强烈的直线和斜线组成。因为只有这种风格才能充分再现出原始崇拜者心目中山岳的特点，直观地表现出统治者对巨大权力的独自占有和对世间的一切生灵重如山岳的压迫。”

　　关于灵沼，与灵台一一样被赋子了神性。班固《西都赋》中说:“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即是将灵沼与神池并称。《三秦记》日:“昆明湖中有灵沼，名神池”、灵沼成了神池的异称。

　　当时人们对水有着与对山-一样的崇拜，-样具有神圣的地位，诸神与水多有不解之缘，“有女好名日養和，方浴日于甘洲”(《山海经:大荒南经》);“西望大译，后稷所潜也”(《山海经.西山经》);“黄帝要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山海经，海内经》)。与用人造的山一灵台来象征神山相类似，即用人造的泽一灵沼来象征神水。

　　史记.殷本纪》记教:简狄“为帝誉次妇，三人行浴，见玄乌镇共犯前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将这一记载参照《吕氏春秋.音初》关于“简狄在台”吞燕卵生契的说法，可以看出台与池表里合一，而这种人工山体与水体的结合，恰好是神话中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洲环之”理想境界的再现。

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

　　总之，上古人们为了表示为神衹的崇拜，模仿着湖泽，开掘出了灵沼，又在池畔模仿山岳，筑就了体量巨大、高耸入云的灵台，浩淼的水光与崇高的台影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就把神衹俯临尘寰的威严，和浑运万类的灵异，揉合无间。台巅池际，音乐师们演奏着庄严的祭乐，众多的人们载歌载舞，以冀神灵的欢愉。在娱神之时，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最高升华。

　　灵沼的挖掘与灵台的堆筑，既体现了上古人们的审美观，也体现了上古人们的理想境界，亦是中国园林理水、叠山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