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古村落古建筑的形成与发展

　　江西省婺源县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丘陵山区。县域面积2967平方公里，“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远在四千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生活劳作，建立了若干个原始聚落，属三苗部族。夏王朝后期，三苗族中的一支古山越人在此兴起。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吴国，吴亡属越，越灭属楚，县北浙岭就竖有一块“吴楚分源”的划疆碑刻（原碑现藏婺源博物馆）。

　　秦时，这里属鄣郡，汉代改鄣为丹阳，三国时属吴国新都郡，晋改为新安，宋齐梁陈因之。隋代属歙州。唐代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析休宁县回玉乡和乐平县怀金乡，设立婺源县，属歙州。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元代州改为路，婺源仍属徽州路。明清两朝，婺源均隶属徽州府。1934年曾一度划隶江西省，1946年复划归安徽省，1949年5月又划隶江西省。

　　作为古代徽州府“一府六县”之一的婺源县，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与徽州其他县份的人民一道创造了辉煌的徽州文化，自身也深深打上了徽文化的烙印。晋末、唐末战乱和南宋渡江定都杭州，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北方许多名门望族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徙，来到婺源，聚族而居，使婺源山区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村落，建设了一大批精美的建筑。“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廓，殊足观也”（[清]许承尧《歙事闲谭》）。

　　婺源是丘陵山区,属中亚热带东南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9℃，年降雨量2000毫米左右，无霜期250天左右，为农耕生产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也十分适宜人居。县境内群山环抱，溪流纵横。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27座，较著名的有：大鄣山、五龙山、大鳙山、莲花山、石耳山、高湖山等。境内河流除江湾河由安徽休宁县溪西注入外，其余均发源于东北和西北群山，属饶河水系乐安河上游。集雨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0条，总长516.4公里，流域面积2621.9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为31.782亿立方米。群峰之间的河谷地带，枕山面水，日照充足，方便开垦耕种，提供了优良的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峰回水转，层峦叠嶂，交通险阻，又是躲避战乱的首选之区。

　　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是古山越人。“越”是统治者对南方汉族外的山居民族的蔑称，与“蛮”“夷”同义。其居民“椎髻鸟语”，“断发文身”，“鲜知礼节”。有记载的最早到这里的汉人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太子。越王勾践灭吴国后把吴王夫差的两个儿子流放到这里，其中的太子吴鸿死后就葬于婺源江湾镇的湖山。被项羽封为衡山王、西汉初年被刘邦封为长沙王的吴芮，去世后他的墓也被后人迁到了婺源鸡山上。直到汉代，这里仍属荒服之地。西汉末年，时任汉廷司马长史的方紘“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今歙县东）”。东汉末年黄巢起义，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8年），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197年），因中原大乱而南渡江，被孙策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成为新安汪氏始迁之祖。吴、方、汪是最早南迁到达徽州地区的三大姓。

　　此后，汉人南迁越来越多，与山越人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三国时，婺源属吴国。山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前卷），对抗孙吴政权。孙吴与山越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部将贺齐平定山越，将新安、始新、黎阳、休宁（含后来的婺源县域一部分）、歙县、黟县立为新都郡。这是徽州地域立郡之始。从此，开始了汉文化与山越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从山越文化到徽州文化形成的漫长过程中，中原汉族躲避战乱或隐居南迁形成了三次高峰。婺源因为前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优越，而成为南迁氏族卜居的集中地域。《新安名族志》共收有历代入居徽州的名族78个，因避乱而迁入者42个，占54%。另一部分则是到徽州、婺源为官，离任后不愿离开，而在当地居住，繁衍子孙。民国《歙县志·风俗卷》载：“各大族半皆由此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婺源情形也当如此。

　　三次人口迁徙大大促进了婺源山区的开发。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全县有14614户，31341人；理宗端平年间（1234年），增至44432户，55932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达到42928户，238617人。受元末战乱影响，户口下降，至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达到28723户，130683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有42853户，142190人；宣统二年（1910年）增至215000人；民国九年（1920年）增至59000余户，273000余人。耕地面积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51.92万亩，增加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62.59万亩。随着中原名门望族一个个地迁入婺源定居，一个个星罗棋布的古村落的建成和发展，一座座古建筑也应运而生。婺源古村的形成和发展是先人寻找和建设心灵桃源的波澜壮阔的史诗。

　　第一次人口南迁高峰是两晋之际。中原地区“永嘉之乱”，士族渡江南下，来徽州定居的有9族。其中的詹氏作为北方的士族阶层，南渡时不仅举族而迁，而且带有众多的佃客和部曲（私家武装）。在东晋103年间，詹氏子孙许多人仕晋为官。据谱乘记载：三十九世詹良义为晋侍卫将军；四十世詹兑为晋将军；四十一世詹侁为候官令（候官治今福州），并聚居建邺或扬州。东晋灭亡后，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计169年。詹氏四十七世詹初曾任陈代东阳郡赞治大夫，在仕有治绩，东阳民谣云：“前有沈，后有詹，东阳获二天”。陈亡后，詹初不仕，归隐歙县篁墩，慕黄石公之风，故号黄隐。隋大业年间（618年），又从篁墩卜居婺北之庐源（今浙源乡庐坑村）。卒后墓葬庐源石井坑桂花树下，宝剑出匣形，坤向。庐坑是现存有记载的婺源建村最早的古村落。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祖居就在庐坑村，村中有他的祖母墓。

　　詹氏人丁繁衍，支属播迁，以庐坑为中心，形成了虹关（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建村）、庆源（唐朝广德年间，1118—1125年建村）、察关、岭脚、水岚、秋溪等詹姓聚居的古村落，此后，陆续形成了一大批古建筑。现存的有虹关村清初制墨名家詹元生（字成圭）为四个孙子所建的玉映堂、愿汝堂、留耕堂、虑得堂等古民居和古石堰、长生圳、通津桥、祭酒桥等；岭脚村的贻桂堂、大夫第、立本堂等古民居以及庐坑村龙川桥、凌云桥、龙隐桥；水岚村的詹氏宗祠等等。

　　第二次人口南迁高峰是唐末五代（875—960年）。黄巢起义，战乱祸结，迫使更多的士族南迁避难，迁徽定居的有24族。其中大多数不是直接迁入徽州地区，而是从邻近地区转迁而来，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迁徙持续时间之长的特点，也显示出徽州地区（包括婺源）作为避难和生活的环境条件的优越性。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说：“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婺源60%左右的名门望族所建立的古村落，都在唐末至宋初这个时期先后形成。这期间迁入婺源的主要姓氏有：王、方、戴、朱、齐、济阳江、萧江、潘、李、张、单、黄、游、董、胡、查、俞、程等。

　　婺源萧江先祖萧祯为唐宰相萧遘之第三子，任江南节度使。黄巢兵乱，朱温篡唐后，渡江南迁至歙县篁墩，易姓为江。二世祖江董，始迁婺源皋径（今水路村），卒后葬于此。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世祖江文采始迁建旃坑村。宋元丰二年（1079年），八世祖江敌（进贤县尉）迁建江湾村。又有一支江氏族人迁建了龙尾村。水路、旃坑、江湾、龙尾，在江湾水河谷地带形成了萧江氏族聚居的古村落群。现存的重要建筑有：江湾村清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祖居三省堂，清代同治户部主事江桂高故居中宪弟，敦伦堂（明代），白果厅（清代），培心堂（清代），善余堂（清代）等古民居；旃坑村的萧江宗祠（清代）、凝望桥（明代）等等。

　　婺源俞氏始祖俞昌于唐代天祐年间（904—907年）从歙县篁墩迁来婺源。《俞通德堂家谱》记载：“我俞氏一世祖讳源公，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六月十六日生。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渡江，掠饶、信、池、杭、宣、歙等州，时公六十七岁，携子植公、孙昌公逃难由宣城至篁墩。居未甚久，昌公承父命卜迁，天祐三年（906年）由篁墩迁居婺源长田（今紫阳镇附近）”。此后，俞氏后代繁衍分派，分迁县内各地。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朝议大夫俞杲在汪口建村。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俞氏十五世祖俞若圣转迁至思口思溪定居。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俞氏十六世祖世崇公由长田迁到思口西冲定居。又有俞氏后代俞创在思口龙腾建村，另几支分别在思口新源、长滩，秋口鹤溪等地建村，形成了清华水中下游和江湾水中下游两条俞氏聚居村落带。这些村落中至今还保存有4座俞氏宗祠（汪口的仁本堂、西冲的敦伦堂、新源的义庆堂、思溪的意诚堂），4座书屋（汪口养源书屋、存舆斋书院，西冲小吾庐书屋、乙照斋）以及敬序堂、一经堂、大夫弟、懋德堂等一批古民居和通济桥、曹公桥等古桥。

　　潘氏也是唐末为避黄巢之乱隐居篁墩，后转迁婺源的。潘氏迁婺始祖潘逢辰，字吉甫，世居闽之三山，当唐之季，上书阙下，不报。值广明（880年）黄巢之乱，道至新安，弗克归，避地歙之篁墩，后转迁婺源，择桃溪（今中云镇坑头村）而居。此后，潘氏又沿十八里桃溪河，建立了孔村、豸峰二个聚居村落。在全县各地再繁衍迁播，建立了松溪、和睦、莲塘等约30个潘姓聚居或与他姓合居的古村落。在桃溪、孔村、豸峰三个古村里，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有桃溪三十六座半桥、豸峰成义堂、资深堂等宗祠和贤济堂、涵庐等明、清古民居。

　　第三次人口南迁高峰是在两宋之际。靖康（1126年）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随着南宋定都杭州而涌入江南。这一阶段迁到徽州定居的共有15族，其中11族是在两宋之交。这个阶段迁入婺源的氏族不多，主要有余、郑、赵、夏等。

　　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间（1118—1125年），任桐庐主薄的进士余道潜携妻子来到婺源沱川篁村隐居。《婺源县志》记载：“余道潜，字希隐，……博极群书，精于天文、地理。为政严明，民甚德之。时朱勔采奇石异卉以供贡献，将次桐庐，道潜曰：‘吾岂剥民以媚权贵，若不去，终必有祸’，”于是来到婺源定居。“未逾年，方腊果起兵，以诉勔为名，浙东西遂大乱，人始服公之先见”。此后，人口逐渐繁衍，分枝发叶。第六世余德忱分迁鄣村，再传至第十世余景阳卜居理源（今理坑），在沱水三溪沿岸和汇流处，相继建立起篁村、鄣村、燕山、理源、东坑等余氏聚居的村落，并陆续迁衍全县各地，建有余氏聚居或与他姓合居的村落42个。在沱川余氏聚居的村落群里，先后出了16位进士和一批名宦，他们兴建的宅第许多还保存至今。著名的有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天官上卿”府，明崇祯时广州知府余自怡奉旨建的“驾睦堂”，清康熙年间兵部主事余维枢的“司马第”等等。另外还有余氏宗祠“余庆堂”、“敦复堂”，廊桥理源桥，石板桥天心桥、百子桥以及古井金家井等古建筑。

　　追溯婺源古村古建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是形成期。从晋代到南宋，历经八百余年。东晋、唐末、南宋三次易代战争中北方士族举族入徽，聚族而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宗族制度。因南迁大族多为躲避战乱而来，因此选址建村所在，多为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僻处一隅，险阻四塞，“依山阻险以自安”是这一时期婺源古村选址布局的主要特征。“播迁所至，荆棘初开，人皆古质，俗尚真淳，其小筑山村，殆有人世桃源境界”。

　　二是发育期。从南宋到明代初叶，历经三百余年。这一时期，以农耕为主业的小农经济在婺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计难，民俗俭”（光绪《婺源县志》卷三《风俗》）。同时，“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婺源是朱子桑梓，人民“喜读书，虽十家村落，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人”（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因此，耕读并举，民风淳朴的田园生活，成为这一时期婺源古村的鲜明特征。

　　三是鼎盛期。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历经四百余年。徽商突起，输金故里，使婺源古村迅速发展壮大。“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光绪《石埭桂氏宗谱》卷一），出现了像清华、游山等许多“千烟之村”。这时的婺源古村，从农耕所获收入不及十分之一，全靠徽商在外的商业利润回流家乡维持生活，建设村庄的道路、桥梁、祠堂、豪宅，形成了本土的“小徽州”和徽商经营所在地的“大徽州”互动的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中国最早的“二元结构社会”区域。

　　四是衰落期。从清代道光年间到民国，历经一百余年。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废除盐纲法，改行票法，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行盐专利权，走上了下坡路。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影响，徽商日渐式微，婺源古村失去了经济支撑，日渐衰败。古建筑被战火毁损极多，人员伤亡，财富被劫，古村的光景渐渐黯淡。

　　五是复兴期。1949年至今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乡村从农业文明时代向工商业文明时代转型。“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祠堂、牌坊、人物雕刻等被大量损毁。随着经济发展，木结构古民居已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相当一部分被居民拆旧建新。近三十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力度，村民也逐步认识到了古村古建的价值。特别是婺源利用古村古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使相当多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婺源县已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7个，中国传统村落28个，国家级“非遗”6项。在保护古村古建历史风貌的同时，有规划地安排村民建设新居，继续延伸古村的生命。

　　婺源各古村落古建筑的兴建历程，大约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建村之始兴建的都是住宅一类避风遮雨的房屋；其次兴建的是道路、桥梁、圳渠等基础设施；最后兴建的是祠堂、书院、文昌阁、狮傩庙、汪帝庙、土地庙等文教礼制建筑。这些建筑随朝代兴替，兵火侵毁和自然风雨的侵蚀，屡建屡毁，屡毁屡建，体现了婺源人民一代代建设家园的不屈意志。

　　婺源古村落与古建筑兴建、发展、成熟的历史，是山越文化发展为徽州文化的历史，是中原士族转变为徽州望族的历史，也是婺源区域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婺源古村落规划建设水平和古建筑工艺技术不断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