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土壤中发展的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是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更多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未能成为一个可建构的文化系统，至今仍面目模糊、零零散散；另一方面，耕读文化却对中国的农业、宗法制度、民族整体价值观，与文化艺术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平民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时人与后人对孔孟二人的“看不起劳动人民”之类的批评，本人极不认同。孔孟的观点，应作其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已有了清醒的社会分工意识，只是希望与引导更多人学习诗礼，以令社会更加美好，若进行指责，应是曲解了孔、孟原话本意。

　　中国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有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东汉官至尚书的崔寔，出自名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对中国古代汉族农学的发展产生颇有影响。

　　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

　　乡贤，是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唐朝《史通杂述》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乡绅，无疑是乡贤中的一种人群，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是既腹有诗书又有德行的人。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农耕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这种乡绅中的一部分，亲自实践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组织、指挥着耕种以期获得日常所需生活资料，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例外地，都处于“读”的状态。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中国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并非最为重要。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而，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

　　这一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如何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社会及民众不致“离轨”，是任何一个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清王朝在乡村社会中，每半月一次“宣讲由十六条政治道德准则组成的圣谕的目的，是向民众灌输官方思想”。然而，这一带有”宗教”形式，却毫无宗教内容或宗教情感的活动，仅仅依靠地方官根本无法实行。乡绅们事实上承担着宣讲圣谕的职责。“十六条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成为农耕时代浸透着浓郁的东方伦理道德色彩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在那个生存方式中的基本需求：“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反复向村民宣讲这一规范的是乡绅。他们拥有文化，拥有知识，成为农耕时代一个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

　　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而由于这些乡绅中的大部分人立于土地之上又因耕种与土地密不可分，乡绅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及将超越自我的心理需求与耕读可以传家之间的感召与维系，在中国农耕社会的后期之明清，必然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这样，耕读文化中，乡绅们的实质与表现，就是被个别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的宗法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耕读文化对中国哲学及民族整体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的耕读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如果可以复原古代的耕读生活，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为生计而耕读之外，这种生活状态会是非常的悠然自得。如果遇上国泰民安的顺年，哪怕是与世相对隔绝的盆地，恰好又是土地肥美风景怡人，这里一代接着一代生活着的民众，不难养成对土地的依恋、非不得已不离乡背景的土地情结。“仓禀实而知礼节”，仓禀不实亦不愿轻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如陕西关中平原，作为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的一个地点，亦称渭河平原，它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基础，所以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如此。

　　耕读文化对文化艺术的影响：耕读文化影响了文学艺术，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晋代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四十一岁辞官，过了二十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二十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以其耕读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田园生活的诗词；同在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富于乡土气息。

　　农耕文明社会里，无数景物入诗入画，闲来种花种草亦属于耕，仅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杰出者就有王维、孟浩然、范成大、祖咏、储光羲、常建、裴迪、綦毋潜等；宋代诗人林逋孤山种梅，在其《山园小梅》诗中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咏梅佳句。

　　耕读文化对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影响：古人有将研读父祖遗藏之书，称为“耕不税之田”的。清代藏书家张大鉴就在《闲居录》一书的跋语中，有“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敢失坠”之说。因此，晚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六中咏道：“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谁为有福谁无福，此语可为知者传。”总之，“耕”为“读”喻，给后世文坛学界留下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其思想影响力是久远的。

　　千百年来，汉语中还形成了“舌耕”、“目耕”、“砚田”、“耕耘”、“心织笔耕”等与华夏耕读文化思想息息相关的语词，更有“耕读轩”(元末画家、诗人王冕)、“乐耕亭”(邱浚后裔邱郊)、“目耕楼”(明末刻书家毛晋)、“耕读山房”(清代藏书家李士芬)、“慕耕草堂”(清代诗人黎庶焘)、“耕礼堂”(近代学者赵晋臣)、“耕读旧人家”(近代南社诗人王毓岱)、“耕堂”(当代作家孙犁)等书房画室之名，它们无不表明了历代文人学士在思想感情上，对耕读文化境界的一种怀恋，一种寄托。“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之诗”，道出了农耕文明土壤中，出产的中国人心中多么隐秘的一个情结：“稼轩”生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即自我实践。《论语·述而》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躬行践履，亲自实行、亲自去做，才能体现重视实践深入实践的精神；躬行不言，默而成事。时代更迭，作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基础上的旧说词，耕读的意义在或深或浅的转变。从最初的“耕以致富，读可荣身”，到后来的“耕以养身，读以明道”，再到后来的“以耕喻读”，精神被无限升华，耕的原始作用越来越被淡化，耕山水、读天下的情怀却愈发凸显。

　　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交的“理学真儒”张履祥在《训子语》里曾经说过，“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成为提倡“耕读传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可见，耕作、书卷、田地，曾是古人的奋斗目标。

　　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和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中国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代生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有家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到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有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

　　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体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安身立命，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治国，而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味着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选择的放弃。

　　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见李商隐《子初郊墅》）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去游山。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