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各个朝代,唐代居民的幸福感,当属一流之列。以唐代养老制度为例,当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尊老养老之风气,通过家庭养老的方式,鼓励子女们侍奉老人。尤其是''色养''制度,更使得唐代老人们的幸福感倍增。
远古部落时期,人们以力量为尊。初民通过捕鱼打猎而谋生,因此“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原始部落后期,初民们进入农业社会。在此情形之下,年长者拥有的技能和耕作经验成了部落中最高贵的财富。由此,初民对长者愈发敬重,尊老敬老的风气逐渐形成。
在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们治理天下,往往采取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为基础。
在家遵守孝道之人,入朝也多是忠诚之辈,因此他们愈发看重孝道。汉高祖刘邦重视以孝道治天下,北魏孝文帝也开创''留存养亲''制度,不少皇帝在位之时,更是以身作则,经常关心老人们的身心健康。李唐王朝建立后,关于养老制度的法律法规得到总结,统治者又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伦理基础,制定了不少合理有效的养老制度。在此时期,唐代老人们的幸福感也与日俱增。
一、唐代老人的优厚待遇
一般来说,年过60即可称之为老人。李唐王朝建立后,其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再加上满足老人概念的民众本就不多,因此统治者对老人们的物质待遇极为优厚。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之时,皇帝便会亲自下诏赏赐全国老人。
据《册府元龟·帝王部》不完全统计,唐代帝王对老人物质上的赏赐,便达到56次。尤其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国力蒸蒸日上,赏赐次数高达51次。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孝道,并带头倡导尊老养老之风。
唐代统治者不仅满足老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在政治礼遇上煞费苦心,其主要形式有赐杖、版授、致仕(指官员退休)与减免赋役。自古以来,天子便经常给老人赐杖,以彰显他们非凡的政治地位。唐代赐杖主要分为几杖与鸩杖,其规模空前强大。如唐玄宗时期的赐杖,几乎遍及全国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所谓''版授'',指统治者对老人授予官职。不过这种官职,只是名义上的荣誉,并无实际权力。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唐朝风气开明,对老妇也多有赏赐。百岁以上妇人,版授郡君;九十岁以上妇人,版授县君。另外,唐代不少退休官员,亦享有极高优待。《新唐书·食货志》有记载,五品以上官员在退休后,可始终享受一半俸禄;而即便是五品以下的小官吏,可四年内享受一半俸禄。而这笔''退休金'',也是由国库统一调配。
不仅如此,国家还主动减免老人的赋税和徭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减免老人赋税(俗称人头税)和免去服兵役之苦,二是免除侍丁之徭役,方便他们能安心在家侍奉老人。给侍养老,是唐代养老制度的一大亮点。
《全唐书》记载:''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这只是基本福利,在不同时期,给侍待遇甚至更加优厚。唐太宗在位时,曾给每位百岁老人都安排了五位侍丁,而唐玄宗时期,更是降低侍丁标准,男子七十五岁以上,女子七十岁以上,便可享受侍丁待遇。
二、家庭养老成为主体模式
给侍养老制度,是唐代养老制度的一大亮点,更是完善家庭养老模式的必要手段。
所谓家庭养老,是指以家庭为养老场所,有别于后世的养老院模式。在古代养老制度体系中,家庭养老是其主体模式。这取决于古代人口并不算很多,且老人数量比较少。尤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朝,因其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更有资格和实力营造出家庭养老的氛围。如给侍养老制度,便是有唐朝政府出钱出力,来满足养老制度的需求。
(一)家庭养老的主体人员
子女对家中老人奉行赡养义务,不仅是道德规范,更是法律要求。因此不难发现,老人的直系亲属便是承担家庭养老的主体部分。为了提倡这种风气,唐代统治者经常带头示范,起到表率作用。而朝中大小官员,即便公务再繁忙,也要赡养家中老人。
《旧唐书》记载,唐初名相张九龄曾调任冀州刺史,为了履行赡养义务,便主动向朝廷上奏:''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望得教承母耗''。唐太宗得知此事后,非常鼓励张九龄的孝义之举,遂''优制许之''。
不难发现,家庭养老的主体人员往往是老人的子女,当子女皆无之时,老人的孙子、侄子、兄妹乃至义子,都应当负担起赡养老人的重任。另外,唐朝风气开明,在某一大家族之中,未出嫁女子或离异女子也应当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重任。
(二)家庭养老的社会保障
为推行家庭养老制度,唐代统治者还经常举办各种尊老活动,以促进尊老敬老之风盛行。如秦汉时期便盛行的''三老五更''与''乡饮酒礼'',被唐代统治者全盘接收,以此达到教化百姓的积极目的。
除了加强尊老敬老礼仪之外,统治者还通过不少奖惩措施来引导世人养成养老观念。有人打着孝义之名行事,会顺风顺水,得到世人称颂;反之,倘若有人不奉行孝道,必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谴责。这个道理,正如儒家编纂《孝经》,将其列入三纲五常之中,通过常年的潜移默化,促使世人接受、遵守并爱戴“孝悌”观念。
三、唐代盛行''色养''制度
在唐代养老制度中,''色养''理念得到空前宣扬。《礼记》记载:''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子女在赡养老人时,要注意他们的情绪,努力做到让父母精神愉悦。在古人看来,仅仅是提供父母所需的衣食住行,是最低级的养老;而想办法满足父母精神需求,并让他们感到愉悦,这才是最高级的养老。
《盐铁论》记载:''周襄王之母非无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礼,小人贪其养。夫嗟来而招之,投而与之,乞者由不取也。''周襄王虽然供给自己的母亲足够的酒肉衣食,但却被后人看做不孝,理由正是他没有做到色养的程度,无法让母亲感到精神方面的富足。
到了唐朝,色养制度尤为突出。即便是当朝重臣,在赡养父母时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尽量让家中老人保持身心愉悦。唐初名相房玄龄之所以为世人称道,除了他过人的才干以外,还与他能色养继母有关,''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
柳公绰虽然位高权重,但也''未尝以严颜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唐睿宗时期有个叫李向秀的官员,''性至孝,事母甚谨,母氏庶贱,而色养过人''。为了让母亲感到愉悦,李向秀还休掉妻子崔氏,并直言''娶妻本以承顺颜色''。
四、推行养老制度意义何在?
唐朝国力雄厚,武力昌盛,为何还要不惜代价推行养老制度呢?
其实,这关乎到百姓教化与社会稳定。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欲求忠臣,必求孝子''。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国是一个大家,家也是一个小国。推行养老制度,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稳定,从而促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以达到''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的终极理想。
唐代统治者推崇孝道,通过不断修订关于养老的法律法规,最终形成一个颇为完善的养老体系:以国家大力提倡和引导为标杆,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以色养制度为有力保障。在此情形之下,推行养老制度不仅有利于家庭内部和睦、社会制度稳定,而且统治者还能顺利加强中央集权,以此扩大整个王朝的统治力。
当然,唐代色养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色养制度,强调子女对长者的绝对服从,促使''愚孝''观念进一步成长,这无疑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束缚。尽管这有利于封建王朝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愚孝''观念的落后性。鲁迅先生曾以''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为例,批判古代''愚孝''观念是社会进步的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