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农耕文化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是指导我们祖先从事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理论和经验。今天，我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农业现代化不能以欧美国家现代化为目标指向，要考虑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既要处理好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发展现代农业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需要从传统农业文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第一，继承和发扬“重农”传统，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封建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时至今日，农业已经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06年农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1.2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近年来粮食消费量达到1万亿斤以上，而且还呈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

　　从世界粮食贸易格局看，目前全球每年的粮食贸易量大约为2000多亿公斤，还不及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依靠大量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如何削弱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经济作物对粮食作物的排斥？等等，都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产业特质上看，农业是一个劳动密集但效益较低的特殊产业。由于农业生产对象是动物和植物，生产程序受到生物规律的制约，不像工业生产那样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另一方面，农业还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产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害，一旦发生旱涝灾害和病虫害，农业产量就会受到影响。对于这样一个低效、脆弱，却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和支持政策？

　　首先，要重新认识农业产业的属性，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而不是单纯追求产值、利润等经济效益的产业；把农业产品作为全社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其次，作为公共产品，农业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一样，具有基础性、社会性、服务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因此，国家应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而且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应急机制，在兴修水利、抗逆防灾上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

　　第二，继承和发扬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优良传统，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最大特点。从广义上说，精耕细作既包括选种、育种、合理耕作、灌溉施肥、旱地保墒、田间管理、植物保护等技术措施，还包括多种经营、农牧结合、利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实行农产品综合加工利用等，也包括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利用多种能源、进行工具改革等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的措施。说到底，就是充分运用各种生产技术，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

　　精耕细作这个传统，是在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据史料记载，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人口增长指数远远高于耕地面积增加指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西汉时期人均耕地大约10亩，明朝中期人均耕地下降到6亩。清朝末年人均耕地已不足3亩。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人们只能对有限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今天，精耕细作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目前我国耕地面积是18.2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4亩。而我国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据人口学者分析，2030年我国人口数量将达到14.5亿。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人地关系的总趋势是：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人地关系越来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路子，只能通过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和质量，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对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应该继续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持续发展的道路。当然，这种集约经营不只是劳动力集约，而是劳动力、知识和技术的结合，是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第三，继承和发扬我国利用生物技术措施的优良传统，减少“无机农业”的危害，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于“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主要是以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为基础，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互利或互抑的关系，促进农作物生长，抑制各种病虫害。例如，为了保持土壤肥力持久不衰，实行用养结合，不仅创制了粪肥、绿肥、泥肥、饼肥、骨肥、灰肥、矿肥、杂肥等多种有机肥料，而且采取豆谷轮作、粮肥轮作复种等措施，实行生物养地，保证了农田生态系统内的物质、能量的循环和高效利用。

　　为了防治病虫害，人们发明了农业防治、天然药物防治、生物防治、人工捕捉等办法，在消灭病虫害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些措施，对于今天我们解决地力衰竭、减少“无机农业”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以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我们过于强调以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使农业生产从原先依靠生物能源转变为依靠机械、化肥、农药、塑料和除草剂，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本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等问题，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

　　2006年，我国化肥使用量达到5600万吨，农药使用量达到130万吨，农膜和地膜消费量超过110万吨。大量使用石化燃料、化学肥料和有机农药，导致大量有害物质进入空气、水体和土壤中，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认真分析以石化能源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种种弊病，处理好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成功经验，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第四，继承和发扬因地制宜、农林牧并举的优良传统，和谐人地关系。

　　强调天、地、人三位一体、交互作用的“三才论”，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基本内核，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哲学的理论依据。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运用“三才”理论解释农业生产活动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吕氏春秋·审时》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高度概括了农业生产中生物有机体(稼)与人、环境(天和地)之间的辩证关系。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思想，要求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考虑到各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提出要“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实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农学非常重视农业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把天、地、人、物看成是彼此联结的有机整体，人们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更不能破坏要素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是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违背了这些规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建国后，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强调“以粮为纲”，对农业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毁坏山林草地，破坏了地表生态系统，导致人地关系日趋恶化，草地和森林面积减少，水土严重流失，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

　　直到20世纪末我国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才逐渐扭转了这个局面。今后我们在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时，要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的原则，全面发展农林牧渔生产，适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协调发展，形成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农作制度体系。

　　第五，继承中国古代保护生物资源的优良传统，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维持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在保护生物资源方面形成了很多伦理说教和法律规定。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人们懂得尊重生物资源的生存权利，而是遵循“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保持生物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生物资源品种丰富，但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调查结果表明，由于人口增长、过度开发、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原因，我国生物物种资源正急剧减少。

　　2003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公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我国有422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哺乳动物81种、鸟类75种、鱼类46种、爬行动物31种、植物184种。江苏省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太湖和洪泽湖的鱼类从历史记录的190种减少到70种左右，水生高等植物种类也大为减少，全省有26种水生高等植物正趋向濒危。因此，我们要改变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道德关系，建立起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利他性。人类必须将人伦道德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确立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大生命观，有意识地维护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