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文化中有哪些优良传统？

　　中国农业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以来，农业文明的曙光便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在经历了采集农业、耒耜农业和锄农业三个阶段之后，便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以天、地、人“三才说”为理论依据，以土地整治、田间管理、集约经营和农牧结合为核心的技术经验和知识体系，成为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动指南，也构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优良传统。限于篇幅，这里仅从六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农为邦本”，重农思想和利农政策相结合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决定了国家的富裕和强盛。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或“耕织”定为“本业”，推行“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重农政策。

　　中国最早的重农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据《国语·周语》记载，西周后期，虢文公为了规劝周宣王行籍田之礼，建言“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孰庞纯固于是乎成”。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阐述重农思想的开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多思想家都从立国和治国的角度，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主张优先发展农业。

　　如商鞅提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韩非也指出“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主张。汉代统治者基本上沿袭前代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贾谊、晁错、王符等不仅在理论上对重农思想多有阐发，而且提出了很多重农抑商的政策建议。唐宋明清时期，重农思想仍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主旋律，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声调高低有所不同。

　　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历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安民、惠民和利民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储粮备荒、安辑流民等。可以说，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才创造出封建社会的繁荣景象。从西汉的“文景之治”到东汉的“光武中兴”，从唐代的“开元盛世”到清代的“康乾盛世”，无不是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结出的硕果。

　　（二）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法精华的高度概括，主要是指由种植制度、耕作技术和田间管理技术等构成的综合技术体系。从农作物生长的角度来看，精耕细作技术主要是改善农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提高农作物自身的生产能力。

　　在种植制度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以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为主的种植制度。在原始农业时期，人们主要采取撂荒耕作制。三代时期出现了轮荒耕作制(也叫休闲制)，实行短期的或定期的轮荒耕作。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地连种制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轮作复种制，并形成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法。隋唐宋元时期，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或水稻连作的一年两熟的复种制有了初步发展。明清时期，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外，还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土地资源基础上的生态农业雏形。

　　在耕地技术方面，人们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则，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耕作方法。至魏晋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耕作技术体系，在防旱保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元时期，南方水田也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耕作技术。为适应稻麦两熟、水旱轮作的需要，还发明了“开疄作沟，沟沟相通”的整地排水技术，解决小麦根系遭水涝渍的难题。

　　（三）充分用地，用养结合，提高土地再生能力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为了合理利用土地的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开始对土壤肥力的属性和特点进行研究，把“万物自生”的地称作“土”，把“人所耕而树艺”的地称作“壤”。这种区分的最大意义在于，一是阐明了两类土壤具有不同的肥力属性，即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力，农业土壤则是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结合；二是阐明了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之间的转化关系，为人工培肥土壤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汉代，人们对地力高低与作物产量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出现了“人工肥力观”，认为土壤有肥瘠之分，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贫瘠土壤，只要“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就会和肥沃的土壤一样长出好庄稼。反之，如果对肥沃土壤只用不养，就会沦为贫瘠之地。这种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时，陈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在《农书》中，他驳斥了“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认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这就是说，土壤属于可再生资源，要想保持土壤可持续利用，就要注意补充和培肥地力。其后，《王祯农书》和《知本提纲》等农书，都继承和发展了“地力常新”的理论。

　　在上述各种土壤肥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很多补充和培育地力的办法。一是施用有机肥，改善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结构。为此，人们开辟了粪肥、绿肥、泥肥、饼肥、骨肥、灰肥、矿肥、杂肥等多种肥源，创造了沤肥、堆肥、熏土等积制肥料的方法，积累各种有机肥料。二是采取豆谷轮作、粮肥轮作复种等生物措施，实行生物养地。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我国土地复种指数虽然很高，但土地越种越肥，产量越种越高，没有出现过普遍的地力衰竭现象。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区别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并举

　　我国传统农业结构的最大特点是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并举。除了生产粮食之外，还要养殖六畜，栽种蔬菜、瓜果和桑麻。这种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物资源与土地资源结合起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农业生态系统。

　　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尽管在三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但直到战国时期才从经验层面上升为农学理论。战国时，孟子在谈到农家经营模式时，认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个设想，不仅对后世农业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后代农学家规划农业经济结构提供了蓝本。到了汉代，人们对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认识，已经从农家经营模式发展到区域经济模式，要求人们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的原则，全面发展农林牧渔生产。在这种农业经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农牧分区的格局。其后，随着历代中央王朝垦殖政策的实施，农牧业经济出现过此消彼长的变化，但总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多种经营的生态农业。人们以水土资源的综合利用为基础，利用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织起多品种、多层次的生产，形成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例如：在杭嘉湖地区，实行农牧桑蚕鱼相结合，圩外养鱼，圩上种桑，圩内种稻，通过生物循环方式，实现生态平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桑基鱼塘”模式：“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养鱼，桑叶伺蚕，蚕粪伺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这种“农—牧—桑—鱼”农业生态系统，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最高水平，被国外专家喻为“最完善的农牧结合形式”。

　　（五）保护自然资源，重视生态平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问题就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论语》《孟子》《管子》《荀子》《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如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大网取鱼，不射夜宿之鸟，目的在于保持生物资源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孟子主张“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主张“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渔；焚薮而田，岂不获得，明年无兽”，因为“竭泽”、“焚薮”是短期行为，势必影响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到了汉代，人们对保护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重要性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淮南子》所云“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置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所有这些认识，其实都是要求人们遵从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采取使用和保护相结合的态度，以期生生不息，永续利用。

　　中国传统的生态保护思想不仅反映在伦理道德层面，而且向法制领域延伸和扩展，形成了很多保护自然资源的制度和法令。如西周《伐崇令》中规定：“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礼记》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

　　《唐律》中也有“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的规定。宋代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更是连绵不断。如建隆二年二月下诏：“属阳春在候，品汇咸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置罟罗网，宜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具申明之。”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下诏：“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押弹，探巢摘卵，州县官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寘其罪。”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下诏：“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辙纵燎原，则伤生类，式遵旧制，以著常科。诸路州县畲田并如乡土旧例外，自余焚烧野草并须十月后方得纵火。”通过这些法令，使人们形成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和习惯，从而维持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促进生态良性循环，满足人们对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

　　（六）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

　　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尽管如此，人们在抗御各种生物灾害和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在防治生物灾害方面，人们发明了农业防治、生物防治、药物防治等办法。农业防治就是采取轮作、深耕、抗病良种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如《吕氏春秋》记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就是采用深耕的办法来消灭病虫害。《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也记载了很多抗虫选种、轮作防病、防治仓库害虫的办法。在生物防治方面，人们利用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发明了很多“以虫治虫”、“以鸟治虫”的办法，如利用黄狼蚁防治柑橘害虫，从晋代一直沿用到明清，效果非常显著。

　　在药物防治方面，人们摸索出很多用天然药物治虫的办法。如《周礼·秋官》就有“莽草(今毒八角)熏之”，“以嘉草(今襄荷)攻之”，“焚牡菊(今野菊)以灰洒之”的记载。《氾胜之书》还记载了用“艾”防治仓贮害虫的经验。宋元时期，人们不仅广泛利用苦参、白蔹、芫花、百部等植物性药剂，还利用硫磺、石灰和食盐来防治花卉、果树和蔬菜的害虫，甚至发明了用桐油、苏子油、胡麻油等防治害虫的办法。上述种种办法，都是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彼此依存和制约的关系，既能够防治病虫害，又不造成任何污染，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粮食储藏机构——常平仓，根据各地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水平，储存一定数量的粮食。如唐代规定，大州县储存粮食100万石、中等州县8000石、小州县6000石。遇到灾荒之年，政府支拨仓储粮食救济灾民。常平仓之外，还有民办的社仓和义仓，丰年积谷，灾年赈济。可以说，建仓存储是集农业借贷和救灾养恤为一体的社会制度，它有效地整合了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境。此外，在抗灾救灾方面，历代统治者还采取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恢复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