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山西唐代佛教造像的艺术性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其时国力雄厚，疆域远及西域，是当时的世界强国。唐王朝和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亚洲各国的商人、僧侣和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大城市中。当时的首都长安四方辐凑、八方荟萃，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这样，中外经济文化得以充分交流，文学、艺术摄取外来营养，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蓬勃的生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唐代统治者也利用宗教作为思想统治的手段。祖李渊于开国第一年的武德元年即在京师建慈悲寺。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全国建寺造像之风极为盛行。武则天改唐为周，利用《大云经》作为女主受命的符谶，极力推崇佛教。除唐武宗反佛外，有唐一代的各位皇帝都信奉并尊崇佛教，这样，佛教及其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建寺、凿窟、造像不可胜数。与此同时，唐代不断有僧到天竺求取佛法，他们回国时带来了天竺佛像，如贞观十九年玄奘三藏自天竺归，携回摩揭陀等国刻檀和金属佛像多躯。这些外来艺术品的输入也不断刺激着国内艺坛，使唐代的佛教艺术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

　　但中国具有悠久的华夏文明，其文化固有的“同化性”，使得对任何外来影响均不可能盲从，必须经过消化吸收，以融进自己固有的传统，形成一种新的面貌。佛教艺术从其发展初期接受的就是犍陀罗艺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融合，到唐代逐渐形成了新风格的转变，造像已基本汉化，并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形成了民族化、世俗化的时代特色。同时，由于雕刻技法的成熟，圆刀法的广泛运用，使得唐代的佛教造像达到成熟、完美的程度。唐代国力之强盛、经济之繁荣，出现的“开元盛世”，成为以后历代封建文人歌咏的无法找回的梦。

　　随着国势的强盛，唐人以宽阔的襟胸迎来了灿烂的异域文化，并大胆地融入自己已有的传统中，形成了以气势雄壮为美的美学思想，艺术上追求一种唯我独尊、气势恢宏的风格。同时，经济的繁荣使得物质极为丰富；文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鉴赏审美情趣日益提，整个社会崇尚富丽、宏伟，宫殿住宅、吃穿用度追求豪华，形成了以富丽堂皇、绚丽灿烂为特色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消费和审美导向，使文化艺术呈现出宏伟壮丽、雍容华贵的面貌。唯我独尊的壮丽与雍容华贵的富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这种壮丽与华美的时代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与艺术领域，佛教造像艺术上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山西在唐代隶属河东郡，太原为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山西与首都长安仅一河之隔，是唐王朝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地区。

　　在封建社会前期，河东郡历来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唐代，山西的佛教极为发达，寺庙遍地，香火旺盛。佛教的发展必然带来佛教艺术的精进。现存遗物足可了解当年佛教造像艺术面貌。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寺内彩塑佛教造像是国内仅存的唐代寺庙塑像。其群像阵容严整，塑像手法写实，具有很的历史、艺术价值。天龙山为北齐至唐的著名佛教石窟，其中第九窟为唐代开凿，弥勒大像姿态端庄、形象华丽；胁侍菩萨肌肤饱满，神态动人，是我国唐代最精美的雕像之一。至于寺院造像更是不可胜数，今多存于山西各地博物馆中。山西为唐代文化发达地区，故雕塑艺术的发展当属当时的较水平，从现存的遗物我们可了解唐代中原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水平，并可从中体会到唐代所追求的宏伟壮丽、健康丰满、雍容华贵之美。

　　佛和菩萨是佛教中最为主要的神。佛像和菩萨像在佛教造像中占很大的比例，从这两大类造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一个时代的风格特征，从中也能充分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美学追求。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独立发展时期。并呈现出一派“繁兴”景象。由于取自印度的佛经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为了更好地宣扬佛法，取信于民，争取更多的信徒，于是开始了佛教的改造，由于各地条件不同，传教者对于佛经的理解也不同，于是形成了宗派。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翻译佛经是移植，创立宗派是改造，宗派的创建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其间，儒家入世思想的融入，使得佛教世俗化。这样，经过改造的佛教，终于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族化和世俗化使佛教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并得到蓬勃的发展。

　　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使得人们由南北朝时期的出世思想转变为入世思想，由依附神的幻想进而凭借神来表现人间的生活，佛教艺术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时期，由南北朝时期的表现理想美转而表现现实美。唐代的佛和菩萨已不再是凌驾于尘世之上的超凡脱俗的“神”，它们已从犍陀罗的模式中走了出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成了中国人更易于接受的、更为亲切可信的“中国神”。

　　唐代佛教的民族化和世俗化，使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的宗教特征明显减弱，而艺术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却日益加强，佛教造像艺术进入现实主义创作时期。在唐代特别流行写真容，或绘或塑，无不如此，佛教造像也不例外，对菩萨的塑造多以贵族妇女为模特，所谓“菩萨如宫娃”正是对唐代佛教艺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写照。所以，这一时期的佛像和菩萨像是现实生活中美好形象的再现，是世间人物美的集中表现。

　　在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美有不同的崇尚，唐代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再加上统治阶级对于美的偏爱，社会上普遍崇尚“环肥”式的丰满。张萱，周的仕女画，便是这种崇尚的最好表现。佛教造像也是如此。如前所述，华塔释迦头像、李道礼造阿弥陀佛均造型丰满、体态健壮。沁县南涅水的菩萨头像更显示了其丰满、雍容的特征。菩萨像的娥眉丰颐、细骨丰肌、体态丰满正是社会崇尚的“丰”美的真实写照。同时这种“丰”也反映出社会的富足、财富的丰富，是时代所具有的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在艺术上的注解。这些雕塑家颂扬的不仅是佛和菩萨，更是在颂扬盛唐的朝气与富足，颂扬的是富丽豪华、雍容华贵的盛唐文化，颂扬的是时代美。

　　隋唐是中国也是山西雕塑艺术上的鼎盛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使得佛教艺术出现了民族化、世俗化的新面貌。雕刻技法的成熟和艺术上现实主义方法的运用，使佛教造像艺术能充分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美的典型，佛和菩萨已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面孔，而是具有了不同的容貌与神韵，散发着强烈的美感。佛教造像体量巨大、气魄宏伟，人物形象丰满富贵，充满活力，并重视曲线美的表现，反映了唐代追求气势雄壮、形象华美、坦率真诚的时代精神，更显示了宏伟壮丽、雍容华贵的时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