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千年文明，弘扬中华传统之底色！

　　民之大事在于农，农是中华文明的立根之基。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活、农业生产，孕育了悠久而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积淀了宝贵的农学思想，传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农业文化史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农耕文化的千年传承

　　我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自古以来的社会经济都与农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中华文明是在农耕文化的根基上产生和发展而来的。

　　关于农业的起源，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种种传说，有的说农业起源于神农氏，也有的认为是烈山氏或炎帝之子发明了农业，以及周人先祖开创了农业；其中司马迁曾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篇写到“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认为农业起源于黄帝。

　　不过在当代考古学家的研究中表明，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类型，一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农耕文化的技术的发展受环境区域的影响极为明显。社会生产关系因素，气候、水源、土地、土壤、植被以及人口等环境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耕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起源必定伴随着栽培植物的诞生。因而，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人民，发明了粟、黍等旱地农作物；而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人民，则发明了水稻农业。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在我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农耕文化，即以华中华南地区为主的水稻农业；以华北、东北、西北东部地区为主的旱地粟作物农业；而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一带地区则形成了以狩猎、畜牧兼营的农业特色。

　　夏商周时期，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文化的出现，直接推动我国原始农耕文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青铜、制陶技术的相继诞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更为广泛的遗存了中国原始的农耕文化。其中，兴隆沟聚落遗址中就发现了三期文化遗存，分别为兴隆洼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遗址中炭化的粟粒、黍粒等中国北方最早的旱作谷物，以及南方地区原始栽培的稻作谷物，数不胜数。

　　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社会利益的驱动下，除了商业手段，武力掠夺成为了财富积累和占有的主要手段。规模巨大的战争绵延不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经济、农业等方面的互通，农业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布局和改组。

　　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农具从木头、石头发展为了铁器、金属制品，原始的刀耕火种变成了铁犁牛耕。战争的推动下，各种农耕器具不断诞生，农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随着水利设施的出现，农业产量大幅提升。

　　到了秦汉时期，农耕经济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农业的发展也更为专业，官府的有效组织，有纪律的管理开发，是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街尾，群羊塞道”的兴盛景象，为今后中国2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融合

　　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既是国人立身之基业，也是统治者治国之根本。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有着特殊而深远的联系。

　　游牧部落出现于原始农业发展较晚的阶段，逐渐形成了游牧民族。主要分为东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统，位于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此活动较多。游牧民族作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民族，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所形成的的两种经济类型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耕文化在中国古代农业中占据着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所产生的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中国悠久的农业发展史中，游牧文化同样对农耕文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在社会经济的不断推动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形成了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的关系。农耕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是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同样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牧产品是农耕民族所希望获得的。

　　但由于地域文化种种差异的影响，这种正常的经济往来常常受到不同的阻碍，于是战争成为了满足需求的主要形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矛盾斗争，在地域文化的冲突中，互相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农耕文化更是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大趋势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张，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

　　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耕读文化

　　农耕文化自古以来都在中华文明上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周书》上有言“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可见，中华民族在伏羲时代，就有了在自然和天地文物之间学习农业的耕种意识，随着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得以建立，形成了以“耕”为手段，“读”为价值核心，为生存而耕，为济世而读的微观教育形态。

　　耕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兴起，管仲将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孔子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强化，认为“耕”是农者的事情，而“读”是君子的追求，二者不可兼顾。孟子也进一步弘扬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在春秋时期耕读的观念是相对立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在此时形成的。

　　唐宋以前，中国依旧存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固定的职业和等级画风，士、农之间很难互相融通，但也存在部分半耕半读的人群，他们主要集中于少数的隐士和学生身上。其中较为熟知的有“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等。

　　朱熹曾言“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读为主耕为辅，是这一时期耕读文化的主要特点。随着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唐代中后期门阀士族的土崩瓦解，士、农的相互融通成为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半为儒者半为农”，而落榜子弟依旧可以回到乡村过着半读半耕的乡居生活。“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逐渐成为了中国乡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到了宋代时期，耕读文化逐渐走向成熟。耕是生存之本，读是精神之需，两者相辅相成，呈现出全民化的趋势。士大夫阶层也不再以耕作为耻，农民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无用，“世多多才翁，谁识识字农”，士大夫读书之余会去耕作，而农民阶层耕作之余教导子弟读书，耕读文化作为明人伦，正家风的社会风气，受世人所追捧。苏轼就曾自称为识字的耕田夫，陆游的诗中也有言“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

　　耕读文化在村社广泛传播开来，宗法氏族又以派别形式，形成了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传统的耕读文化兴盛于唐宋科举制度的建立，而宋代之后，世家大族的建立，为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而古代的乡绅，他们可能是隐居乡村的名士大儒，也可能是科举落榜的士子，或有文化的中小地主。乡绅作为一个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典型代表，不仅是知识文化的先进分子，也是道德文化的楷模，更是耕读文化的躬行者、引领者和推动者。

　　虽然耕读文化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宗法氏族的没落、乡绅阶层的消亡，出现了颠覆式的社会变化。但是作为一个以农立国，以礼治国的民族，耕读文化以其丰富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根植于百姓生活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在新与旧的碰撞之中，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耕读文化与时代精神、地方特色的融合，更是保护、传承、重塑新时代耕读文化的核心要素。

　　农耕是衣食之源，文明之根。中国的农耕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与风采。农业的发展、开拓、繁荣，是中国开创性的文化之源，继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