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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城镇化大潮下日渐凋敝的村庄，一面是徘徊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农民，面对着社会结构转型几乎席卷整个乡村的现实，人们日益感到“激发农村的活力”同“解决农业人口的出路”一样重要。也正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再造乡村”的呼声。
乡村的再造，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道理很简单，放下手中“犁和耙”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从熟悉的乡村走向陌生的城市，也不过是为了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如果留在乡村便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留下。这些年来，乡村旅游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四川成都的田园城市等等，都是依托旅游产业带富一方乡土的极好的例子。
然而，乡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即就当下风生水起的乡村旅游来说，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难题。过度的商业开发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的乡村虽然被以乡村旅游等等形式包装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民的收入，却因村庄完全被改装成了商品，充斥着商业的气息，而全无传统乡村原先的文化与味道。
尤其是对于那些本就有些资源和名气的乡村，由政府或企业出面圈建起来，村子里的人们悉数迁走，不出几年，沉淀了多少代乡村文化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人造的景区，再难见到“乡村”的影子了。如此过度的商业开发，消失的不仅是乡村的底色，更是村庄本身。而这与“再造乡村”的初衷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乡村生活，本就是一种文化。就像沈从文《湘行散记》中写到的，“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吊脚楼上人们的那种生活。
如今即使走进湘西那有名的“边城”，看到的也大多是人造的景观：作为商业项目之一的对歌，已经完全进入程式化的模块；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上，除了游客便是做生意的主家；再往里走，满街都是为游客专设的店铺，虽然也是古老的房子，出售的也是当地的腊肉、熏肉，却已看不出有多少“镇竿”生活的味道了。转来转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换了壳的农贸市场。远不如沿着迂回的山路走进去，偶尔碰到一位背着背篓的老婆婆来得亲切、自然。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再造乡村”，也应该遵循着这样的认知，重在经营，前提却是尊重。首当其冲就是尊重乡村的文化。那些来源于乡村生活，即老百姓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里的生活文化，尤其需要关注。
多年前笔者曾去过桂林的一个小镇，名字已不记得，却依然对那条穿镇而过的小河印象深刻。那是一条上了年岁的小河，两边是普通的民房，走不多远便能看到砖雕的牌坊。傍晚时分，太阳的余晖洒在这小小的镇街上，在河面上泛着亮光。这里的夏天极其闷热，大人孩子便在河边的廊上摆上桌椅板凳，吃饭聊天，享受劳累一天后的片刻轻松。
走在这条有点老旧的街道，沿途看到的并不是千篇一律售卖的商品，而是镇上的人们依旧在那里自如地生活。无论是镇街的老户，还是新近由乡村迁入的农民，展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一方水土最深入骨髓的东西。对于游者，能够感受到的除了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凝聚着历史的建筑，更重要的还有小镇那特有的安宁、恬淡和不急不躁，而这又是沉淀了多少年的风土人情啊。这些，正是乡村独有的价值所在，也是乡村相较于城市胜出的地方。
当然，经济是乡村发展所必须的血液，如果不解决好，任何乡村文化保护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能要求乡村的人们去固守所谓传统的生活。如何才能将乡村的保护和开发协调好，是“再造乡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保护与开发也不总是相互冲突的，正如乡村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一样，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乡村经济的开发同样可以正向促进。
河南的郝堂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依水的小桥，如盖的大树，轻掩的柴扉，小布瓦构筑的豫南民居，精心修葺的土坯房，以及新小学、新礼堂……在村庄再造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原本村庄的肌理和风貌，还尽量将村民的生活留存了下来。在此基础上的旅游开发，不仅让来此的游客真正感受到了乡村风情，更让这个曾经和很多凋敝的村庄一样贫穷闭塞、人口外流的古村重现了生机。
只是不同的乡村有不同的资源，约束条件自然也就不同，要达到郝堂村这样“再造乡村”的效果，确实需要耗费一些心思才行。(文/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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